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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馆“失联”,北京城里发生了什么

发布时间:2020-05-02 00:10:00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展,它的时间进程是非常快的。袁世凯去山东是12月底,紧接着第二年的1月就发生了卜克斯事件。卜克斯事件发生之后,义和团就慢慢往山东外渗透。等到2月,义和团已经渗透到了天津的城乡,之后进入了天津的市区。1900年的时候,天津已经是北方很繁华的一个国际中心了,那里居住着许多外国人。义和团进去之后,并不是见人就杀。他们在那儿摆开阵势,只要看到哪里有块空地,就立个坛练功。这种行为无疑是有碍观瞻,影响社会秩序的。清政府在这时候立场也比较犹疑,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时间在这种犹疑中一晃而过,这是二三月的事。

  等到4月,义和团已经把势力扩大到了环北京地区。当时北京的管制体制实际上是很严格的。九门提督把九个城门一放下来,连苍蝇都飞不进去。那么为什么在1900年春天,义和团几十万人能进到北京城里去?因为政府一直对整治义和团还是利用义和团,犹豫不决。然而,时间是不容人犹豫的。到了5月,整个京城已经到处是坛口,到处是义和团练功的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对这一现状实行很严厉的镇压、驱逐,因为政府本身有诉求。

  事实上,并不是说释放了义和拳之后,他们就去对付外国人了。义和拳这一拨民众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是有自身诉求的。公使馆、外交区里边藏的教民,都是他们村里面的。在这之前,他们可能就围绕某种物质利益和这些教民发生过冲突,于是就追着这拨教民跑到公使馆去了。另一方面,公使馆和教堂又必须保护这些教民。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四五月,北京就陷入了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大家对这种混乱都束手无策。

  列强当时如果一开始就拿出一个主张来,或者和清政府达成充分的沟通,可能事情也就平息了。但是如果不涉及他们的利益,各国公使基本上是视而不见的。只有涉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才会表达一下立场。5月17日法国公使开始向各国公使通报,华北的局面越来越严重,在保定有60多个天主教徒被杀死了。到了18日,英国公使也向各国公使通报,在北京东南40英里处有一座教堂被烧了,一个中国牧师被杀死了。又过了一天,5月19日,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大主教樊国梁神父写了一封信,在各个公使当中传阅。樊国梁的这封信是1900年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

  樊国梁在5月19日的这封信当中,用最灰暗、最阴森的笔调描写了北京和华北地区日趋恶化的形势和可能面临的危险。他认为北京已经被义和拳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更多的义和拳正在收紧对北京的包围圈。所谓的宗教迫害只是一个掩饰,他说义和拳的真正目的是要消灭在中国的外国人。樊国梁的这封信,引起了外国公使的高度紧张。樊国梁那时已经60多岁了,在中国也住了38年,能够说很流利的中国话,和中国各界也有充分的接触和了解。因此各国公使对樊国梁的情报都信以为真。当然我们今天看这封信,知道它其实夸张化了,它是一条扭曲的情报,但正是这扭曲的情报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

  樊国梁这封信导致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日本、荷兰,总共11个国家的公使,在第二天5月20日,集中到公使团团长西班牙公使的官邸,开会讨论他们应该怎么处理樊国梁这封信所描述的华北和北京的危机。当天,他们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让清政府施压。毕竟列强也不好直接出兵,但清政府镇压不镇压还要看他们的决策。剩下可以做的就只能是保护自己了,采取收缩的办法——把外国人集中到公使馆去,之后加强保卫。

  给清政府施压是没用的。清政府有自己的思路,但清政府自己的思路是不清晰的。慈禧太后这时候还是最高领导人,她对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很犹豫,这些教民是很委屈,但拳民也很委屈。对于慈禧太后来讲,拳民也是她的子民,她怎么忍心去杀自己的子民啊?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外国人能采取的有效措施就只有一条,那就是自己保护自己。

  在5月27日,庆亲王出面接见了英国公使和俄国公使,表示朝廷已经下决心平息北京、天津的动荡局势。但是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其实庆亲王心中也没底,各国公使也没有底。这种状态拖下去,北京的局势越来越动荡,越来越紧张。当时北京的公使馆里边的卫队很少,教堂甚至没有卫队,在总税务司、海关的外国人也没有人去专门保护。另外在直隶,很多大的铁路工程处的外国人也没办法保护。这时候公使团就觉得要把外国人尽量都集中到一起,派外国的卫队加以保护。他们就跟庆亲王交涉:“我们是不是能再派点卫队?”庆亲王说:“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们,清政府是有力量保护你们的,你们最好别派。”后来外国公使讲:“1898年北京发生政变的时候,我们从天津派了卫队保卫我们自己,中国方面也是同意的。”庆亲王讲:“如果你硬要派的话,我也不反对。”于是,在1900年5月底,各国公使就派了使馆卫队进北京。

  虽然外国公使们的本意只是自保,但这件事情确实使华北和北京的局面变得更紧张。外国卫队从天津浩浩荡荡往北京开的时候,它就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恐慌。所以我们看到,使馆卫队往北京来的时候,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拆铁路、拆电线杆的行为。我们过去的研究说这是当时的清朝百姓反现代化,但考察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会发现事情并非那样。事情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恐慌,他们不知道这是使馆卫队。他们眼见外国军队浩浩荡荡往北京开了,觉得那肯定是来镇压他们的,与其被镇压,那还不如先把路给堵了!所以这实际上是在交涉过程当中导致的一场误会。

  这种行为对外国卫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英国的西摩将军,他在非洲战场上表现得非常英勇。他率领第二拨使馆卫队从天津出发,结果花了二十来天硬是进不了北京,就被堵在天津和北京之间的杨村那个地方。往前走,铁路给拆了;往后退,铁路又给拆了。这个结果会让外国人感到北京的局势恶化了。

  各国将领到了天津之后,就召开了会议,他们讨论下来,觉得北京的这些同胞处境可能危险了,很难把他们救出来。此时,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又被切断,电报线也没了,公使馆那一拨人和外边失去了联系。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进军北京去解救我们的公使和同胞,必须集结相当数量的军队才能做到。后来他们推算了一下,大概得准备8万人才能往北京进军。因为当时在华北、在北京的义和团有三五十万人,在这一带的清军大概有20万人。在这样的考虑下,在天津的各国军队,就放弃了对北京的及时救援,不愿意用小股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和尝试。同时,他们给各国政府发电报,让他们赶快派军队来,在天津集结后一起进军。这是5月底、6月初发生的事。

  等到电报线中断后,各国的公使就在公使馆里面困守,此时他们与外界已经失去了联络,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在这种状态下,他们非常恐慌,而且公使馆又被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既有清军,也有义和团,他们也搞不清情况。后来研究表明,在公使馆的外围,第一圈的清军其实是保卫公使馆的,而第二圈的义和团确实是要冲进公使馆抓人的。抓谁呢?要去抓他们村的老孙、老王那些教徒。

  这时候天津方面又出了问题。在天津的外国将领一直在研究为什么他们进不了北京,得出的结论是后勤保障被掐断了。我们知道天津的大沽口有两个炮台,居高临下遏制住了进北京的通道。如果不能够顺利地通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大沽口,那就根本进不了北京。所以各国将领就认为,一定要把大沽口炮台控制在手里。

  但是此时各国又没跟中国宣战,不能贸然派兵攻打,所以只能发一个请求函、通牒,请求清政府把大沽口炮台让给他们。于是他们就发了一份文件给驻大沽口炮台的中国将领罗荣光。罗荣光是位职业军人,他在收到了联军和各国领事的这样一个带有通牒性质的函件后,不敢独断,马上请示直隶总督裕禄。直隶总督在这时候并没有得到外国的消息,他对罗荣光的这么一个请示也大意了,并没有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大沽口这边从下午2点打到了次日凌晨7点,守军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大沽口炮台就被联军占领了。

  裕禄很快得到了联军占领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他得到这个消息的同时,又看到了各国驻天津领事给罗荣光的所谓最后通牒的同文通牒。裕禄一看这个东西就发慌了,赶快把这事告诉北京。此时北京和天津之间已经没有电报了,只能用六百里加急去送消息。但裕禄犯糊涂了,这时候他应该送大沽炮台已经丢失的消息,结果他问皇上和太后:外国人现在很蛮横地要大沽口炮台,我们给不给?他竟然送了一个滞后的消息。

  这个消息到了北京之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端王、庆亲王赶紧开会。对天津、全国的局势,他们现在也看不明白了。太后看到外国索要大沽口炮台,当时就火了。大沽口炮台从明朝开始就是北京的屏障,是想要就能给的吗?当天太后就讲:“起草,给11个国家直接发文件。如果你们这样做,那就都给我走人,中断外交。”后来我们讲的所谓宣战诏书,就是这个东西。我想如果当年的慈禧太后知道大沽口炮台已经没了,一定会有另外的处理方式。

  这份文件制定完,发出去的时候,当然也引起了朝廷大臣们的争议。但是这个时候太后火气很大,就把好多事情极端化处理了。这个发给11国的同文照会,送到公使馆之后又引起更大的麻烦。外国人肚子里根本就没有弯弯绕,各国公使一看到这个东西,就认为清政府这个时候就是要赶他们走!就是要断交!

  而且外国人现在也不知道,天津的大沽口炮台已经在他们手里了。各国公使在接到同文照会后,从当天晚上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上,一夜都没睡觉,整个公使馆里面的人都很焦虑,因为中国文件规定24小时内走人。要知道自1860年清朝与各国开始建交起,公使馆已经办了几十年,而且公使们又都是带着家眷来的,24小时就让他们走人,路上安全怎么办?要知道整个华北现在正值动荡之时。各国公使毫无办法,谈了一夜,竟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头去总理衙门谈判。只有德国公使克林德,年轻气盛,他说:“你们一个个真是废物,既然你们都不敢去,那我去。”

  克林德在第二天早上坐着轿子就往总理衙门去,他心里当然也很害怕,吹着口哨,自己给自己壮着胆子,卫队跟在后边。如果克林德顺利地走进了总理衙门,能够跟中国方面加以沟通,我相信历史一定会改写。但没想到的是,克林德从公使馆出来,到了东单路口,就被清军一枪干掉了。克林德被打死之后,外国公使更恐慌了,连收尸都不敢。克林德事件使这个事情变得更麻烦,北京高度恐慌,公使们封闭了公使馆的大门,和中国不接触、不交往。闭门55天后,列强就发电指责中国很过分,包围大使馆这么多天,这是要逼死他们!慈禧太后自然是极力喊冤:如果我们真想干掉公使的话,几万清军可以轻而易举踏平公使馆,我们之所以派兵围住它,其实是想保护它,而且在这50多天当中,我们一直有派人送水果送粮食。但是由于两边的误会,中国方面按照慈禧太后的指示送的水果粮食,大使们不敢动,不敢吃,生怕里边有毒。这么大的国家灾难,最后竟然是一场误会导致的。

  那么在天津这边,为什么一拖拖了几十天呢?刚才我讲了,就因为外国人严重高估了北京的局势和中国方面的力量。他们认为义和团的力量太强大了,如果不集结起足够的兵力,没法去救人,于是他们就在天津等待军队集结。我们看外交史料,当时英国人讲:“日本离得很近,能不能让日本尽快派几万人到北京把各个公使救出来?”日本人说:“其实我们很想帮这个忙,这不仅是帮各国,也是帮中国嘛。”但是也有个别国家说:“怎么能让日本这个小国家出风头呢,如果这次让它出力的话,下次还有我们什么机会?”这些个别国家一表达这个意思,日本外交决策者就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因为日本的整体利益要和西方国家保持一致,不能为了出风头而得罪西方国家。这样一来,局势就彻底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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