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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流亡途中的反省

发布时间:2020-05-02 00:15:42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强一直盯住不放的,是要惩罚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所谓罪魁祸首。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罪魁祸首中,其实真正由列强成立国际法庭去处死的,只有在保定的几个人。保定发生教案后,列强从北京出兵到保定去复仇,之后在那儿组织了一个军事法庭,通过审判将当地的几个清廷官员处死。但更多的都是由列强同中国官员点名之后,由清政府来处死。这是1900年战争之后处分当中最主要的问题,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

新政:流亡途中的反省

  一百多年之后,我们重新反省这件事情,也必须注意到,其实这些所谓的肇祸大臣被双重妖魔化了。在列强的眼里,在清政府的眼里,都觉得他们是罪大恶极,残暴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背景,他们最残忍的事情主要发生在两国交战之后。比如毓贤,此前,毓贤在山东虽然排外、操纵义和团,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去屠杀外国人,这件事是发生在两国交战之后,这就带有一种弱者不择手段进行反抗的意味。

  清政府后来处死包括毓贤在内的这一拨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基本上都不服气。在事情都已经发生,而且罪行公开的情况下,在兰州处死毓贤的时候,老百姓是怎么表现的呢?老百姓可和两年前清政府处死谭嗣同这几个人时不一样,处死谭嗣同时,老百姓到他跟前去扔菜帮子,但是毓贤他们这些人被处死的时候,老百姓反而为他们鸣冤叫屈,联合起来纷纷上书,希望清廷能收回成命。

  1901年2月14日,清政府发布了一个很重要的公告。清政府宣布,从1900年6月20日到8月14日的这些谕旨,并非全部代表清廷的最高层,而是夹杂了“矫擅妄传”的内容。我们知道,6月20日端王改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离开北京。这一下就把端王给抖搂出来了,端王就成了伪造朝廷谕旨。

  这个公告解决了几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东南互保的问题。1900年6月,东南互保的大臣违背朝廷让他们北上勤王的指令,和列强达成局部妥协,当时李鸿章给的理由就是“这是伪诏”。那么现在1901年的这个公告一发,等于说李鸿章这一拨人抗旨是正当的,没有罪,反而有功!这一下子就从法律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也为惩处这些肇祸大臣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就这样,在议和谈判中,清政府慢慢地找到了思路。之后,条约中的这一系列东西也都逐步被落实,这些对中国之后的变化影响很大。但在对此次国难的一系列反思当中,有识之士其实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步伐迈了几十年,向西方学习了几十年之后,特别是当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都发生之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中国的朝野各界其实都在反思。在1900年8月20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向西行的路上,就发布了一个罪己诏。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的两年中波折不断、问题不断,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改革停滞了,中国没有延续1898年开的改革路径继续往前走,这才导致了大倒退、大逆转。

  紧接着清政府就开始发布新的命令,下诏求直言,希望内外大臣都能够对中国未来的道路该怎么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就等于释放出了一个信号:中国要慢慢重回1898年的政治改革的道路,转型成一个近代国家。

  各国对中国的这一表态也持一种欢迎的态度。1900年10月,日本在回复光绪皇帝的国书当中就表示,如果清政府有意早日结束战争,重建和平,那就应该明降谕旨,断然不要再去使用那些守旧大臣,而应该选派那种有威望、有能力、有世界眼光、有政治追求的大臣。英国很快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希望能够重启改革。特别是清政府下诏求直言后,这种立场很快也得到了中国的政治官僚的呼应。在这个呼应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新明星冉冉升起,那就是袁世凯。

  我们知道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1900年这场战争当中,他也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义和团冲出山东的其中一个诱因,就是袁世凯间接导致的。之后,在华北动荡的过程当中,袁世凯坐镇济南,使济南成为沟通北京和南方大臣们的一个枢纽、一个关键。当时北京与各地的电报打不通,就只能通过济南传递消息,南方的电报打给袁世凯,袁世凯就通过六百里加急,派人送往北京;北京要给南方什么指示,跟外国有什么联系,也写信用六百里加急送到济南,再由袁世凯处理。我们现在看这些档案可以发现,北京以袁世凯为中心,上海以盛宣怀为中心,在不断地沟通信息。袁世凯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当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在朝廷下诏求直言之后,袁世凯也是一再以个人的名义给清廷出谋划策,提出建议。他建议朝廷要积极地筹备、重启改革。他认为战争一定会结束,而如何发展才是中国之后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所以他希望清廷在这次灾难大体了结之后,重回原来的发展轨道。袁世凯在1900年就不厌其烦地去劝说政治高层,改革要主动,不要拖,更不要让列强牵着鼻子走,最后被逼着改革。

  李鸿章的意见和袁世凯差不多,他在谈判结束后就去世了。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的想法也一样,他们三个人不断地写折子,有时候单独写,有时候联合写,每个月不厌其烦地上奏,给朝廷提建议。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去想办法影响朝廷,影响政治最高层,让朝廷最高层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改革的意识。

  在各方面的影响下,特别是列强在惩处肇祸大臣的时候,放弃了对最高层的责难,使慈禧和光绪能轻装上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政府在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一个所谓的新政诏书。

  新政诏书里边的这句话是后来研究者经常会引用的:“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这封诏书正式拉开了重新改革的序幕。

  我们过去的研究者讲,清帝国这个时候完全是政治儿戏,你说改革就改革,你说不改革就不改革。但是我们做历史研究也会看到,其实这很难用“政治儿戏”来简单地评判,因为清帝国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它的直接反应就是重新走改革之路,这就使中国在之后存在一种新的变化和可能,即中国不是陷入一个停滞的时期。只要它改革,只要动起来,总会有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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