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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陷入瓶颈,日俄战争带来新希望

发布时间:2020-05-02 00:17:58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辛丑议和与新政的开,使中国历史重新回到了一个上升的轨道。今天我们以后来人的眼光回看历史,1901年之后,中国的改革的确是有实质性的启动。比如在行政体制改革上,清政府确实是想按照立宪的原则,模仿日本的政治措施,设立商埠和一些新的机构。可以说,1901年的新政实际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的影响。

改革陷入瓶颈,日俄战争带来新希望

  日本明治维新的这种成功经验,对中国启发非常大。甲午战争后,日本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中国很快就调整过来,开始学日本,留学日本一度成为热潮。而之后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打击也很大,辛丑议和之后,中国的新政开启,大家又不约而同地说,那还得学日本。所以,中国近代的几次改革都是学日本,我们今天要对近代史建立一个新的认识,必须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改革虽然在发展,但是也有它的问题,也有它的瓶颈。我们看1898年,维新最重要的诏书就是建立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这标志着新教育的重新启动。但是由于排外问题一直没解决,在1900年的战争中,不仅新教育没有发展起来,反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京师大学堂都被义和团占领了,后来被八国联军征用过。

  在1901年新政开启之后,新教育真正迅速发展起来,全国各地的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我们今天的大学、中学、幼儿园这一套现代教育体制,就是1901年之后开始建立的。

  在1901年到1903年期间,司法改革也有个重大的进展。1903年发生了新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慈禧太后因为中俄外交谈判的泄密案,把著名记者沈荩给打死了,说他泄露了中俄谈判当中的一个消息。中俄谈判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前面我们讲过,义和团受阻于淮河防线,无法进入南方,所以他们只能往北方走,再从直隶往东北渗透。义和团往东北渗透的时候,俄国人一点不客气,出兵把东北占了。等到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义和团基本上就被平息了。

  俄国作为八国联军中重要的一方,也参与了对《辛丑条约》的修订。同时由于俄国单独占领了中国东北,它和中国之间还有个关于东北的善后问题需要进行谈判。善后谈判究竟进行得怎么样?沈荩作为新闻记者,就想要将其中的消息告诉民众。这个时候沈荩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媒体记者,他通过任何一种手段挖到的消息,当然都有权利发表了。新闻记者不存在泄密的问题,他们的职责就是替人民谋求新闻嘛!沈荩把一些消息透露出去之后,清政府就把他抓住了,据说慈禧太后下令,活活把沈荩打死了。

  沈荩之死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外国抗议,要清政府处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提出要对中国的新闻体制进行改革,同时必须调整司法体制。中国的司法体制从先时期一直延续下来,有自身农业文明的东方性,中国古典司法和近代司法的差别究竟在哪儿?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古典法律非常野蛮,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像是大辟之罪、凌迟处死、在脸上刺字。西方经启蒙运动之后,就认为人要死得有尊严,怎么能够凌迟处死呢?杀人不过头点地。这种凌迟处死的处罚多残忍啊!3000多刀!要割三天三夜!其间还要保证犯人的大脑清醒。任何一刀割到血管、动脉,都会造成犯人的死亡,这样就没法完成这一刑罚了,从技术角度看,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刑罚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社会。农业文明社会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它的犯罪率是极低的,这就导致古代没有专门的司法官员,往往是行政官兼管司法。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应该把中国古典的法律看作是一种威慑性的条款。

  所以我们读中国历史会发现,虽然凌迟处死这一刑罚确实存在,但是各位掰掰手指头算一算,历史上真正凌迟处死的有多少?数量没那么多。我们知道袁崇焕是被凌迟处死的。当年袁崇焕在满洲人的反间计下,被指控犯了严重的叛国罪,这才被凌迟处死。但是这种案例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少。

  沈荩案之后,新教育的改革、司法改革被提上日程,清政府下最大的决心,让沈家本和对西方近代司法体制有深入研究的伍廷芳(曾是李鸿章的随员),重构中国的司法体制。1903年沈荩案引发的司法改革作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它重构了一个近代的司法体制。这个司法体制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国民政府时期。民国建立后,政府就宣布:在某一个法案没有全面公布的时候,就按照清帝国改革之后的司法执行。所以过去我们讲清承明制,汉承秦制,很大程度上,民国是延续了清代的政治。所以为什么民国初年没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因为它只是国体的变革,从帝制变为共和,满族退出统治舞台,但是它的政策、外交关系、内政的基本原则都没有变。

  新政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贡献非常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到了1903年、1904年的时候,改革走着走着就走到瓶颈了,中国的根本制度究竟怎么办?改革新教育、办学校、增加警察、增加市政设施、改革司法……这些措施都是对的,但是始终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国家制度问题。

  1901年,新政改革开始的时候,梁启超在他的《立宪法议》中就提出了中国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架构。当时全世界的政治架构有三种:一个是美国这样的共和架构,梁启超认为共和架构不适合中国,因为它太激进了,且对国民的素质、能力要求比较高;第二种是中国正在执行的君主专制架构,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改掉这种君主专制;第三种,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那就是世界上主流国家正在执行的,也是中国应该采纳的方向——君主立宪架构。在当时,梁启超的这种看法可以称得上是先知先觉了。

  在1901—1903年,大家都不觉得不改变根本制度有什么问题。但到了1904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日俄战争爆发。在义和团战争中,俄国人趁机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在与清政府的善后谈判中,俄国人答应把东三省交还中国。但是俄国在之后的过程当中,拖拖拉拉开始耍赖了。

  东三省被俄国占领,这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当时日本的目标是走向世界,和欧美诸强竞争,东三省是其战略的关键所在。俄国人在东北横插一杠子之后,就侵犯了日本的利益,所以日本希望中国出兵,把俄国人赶走。中国虽然有这个心,却没有这个力。这个时候,日本说:既然你没力量,那我帮你。日本就和俄国交涉,要求他撤走。俄国人当然不愿意。于是日本人就和俄国宣战,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

  日本在十年前,以一个岛国的身份打败了中华帝国——甲午战争;十年之后,它又是以一个岛国的身份,和一个欧洲的大国开战。要注意,俄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君主专制体制;日本则从1868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已经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君主天皇就不再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的君主。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俄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起来了,大清的最高领导人却对之坐视不理。这真是太荒唐了——两个国家在我们的土地上打,我们只能冷眼旁观。中国方面只是把在可能爆发战争的地点附近的军政人员撤出来,老百姓实在撤不走。战争发生之前,中国朝野各界对这场战争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未来有所判断。基本上有两种看法,清政府的最高层希望俄国能打赢,因为这可以证明君主专制的体制更优越,从此不要跟我谈君主立宪,一切一如既往。在野的以及朝廷体制内的中下层官员、知识精英,他们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觉得日本应该能打赢,而且必然大胜。我们看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都参加了军国民教育,参加义勇军,支持日本。这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日本跟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中国人作为个体出来支持日本。日俄战争打了一年,打得非常激烈。日本一个小国打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俄国一开始也是盛气凌人,但是这场战争最终的结局出来后,日本还真就和中国的非主流的看法一样,战胜了俄国。

  日本胜利直接导致了俄国对自身进行调整。俄国在战争中,就开始调整政策,放开言论自由,开始改革俄国的杜马(俄国的议会)。这一系列改革,反过来对中国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清政府开始思考是不是也要进行体制的改革。

  日俄之间一场大战落下帷幕后,一直旁观的美国人终于出手了,开始出面调解日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只能干看着。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打,结果战后安排和中国无关,中国的外交官杨儒就觉得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侵犯。于是,他就建议朝廷,应该有所改革,应该让西方国家觉得我们是一个与他们差不多的、可以交朋友的国家。

  另外,这次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俄国大败,还给了中国的革命党一个重大启发。我们可以回溯一下中国革命党的崛起。中国的体制性反抗是从1894年开始的,但起初只是一股非常小的力量。

  孙中山1894年6月去找李鸿章,和他谈的是改革。我们今天看孙中山写给李鸿章的这份建议书,里面没有什么革命的意思。在甲午战争进行的时候,他看到了国内清军、清衙门的腐败。此时他对战场上的情况并不清楚。之后,他离开中国到了檀香山。到了那儿后,他获得的信息就完全跟国内不一样了。为什么四亿人,只有一个孙中山在这场战争当中觉醒?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过像他那样的经历:战前到了李鸿章衙门,看到过清政府的腐败;战争过程当中跑到檀香山,在一种自由媒体状态下,看到战场上中国的惨败,而中国的媒体给国内传导的信息是:好像有这么一个冲突,但中国表现得并没有太丢人。余姚人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与新潮》中讲,到了1900年的时候,余姚人都不知道有甲午战争!

  孙中山在1894年觉醒。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后来1896年在伦敦蒙难[6],使他从一个小小的反叛者迅速上升为一个很有名气的领袖。清政府竟然到国外去绑架一个反体制的人,一下子把清政府置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后来我们很多研究者讲,清政府是革命者的制造厂,革命家不是他自己干出来的,是清政府打压制造出来的。我们看孙中山,从1894年他开始产生革命的念头起,到1896年、1897年成为一个影响力如此巨大的革命领袖,其中清政府有很大的“功劳”。

  这种打压是无力的,各地这种类似的组织反而越来越多,孙中山的兴中会,后来蔡元培、章太炎这几个人成立的光复会,黄兴、宋教仁在湖南的华兴会……各地的反清组织在1905年之前开始出现,但是这些组织相互之间谁也不服谁。你反清,我也反清,你是老大,我也是老大,我怎么能够听你的呢?但是俄国被日本打败之后,俄国内部的变革,1905年俄国革命的发生,特别是俄国开始变革这一消息对清政府的传导,使中国的革命者一下子觉醒了。

  所以过去列宁讲,1905年亚洲的觉醒是日俄战争导致的结果。俄国发生变化,使清政府觉醒,继而革命者也开始觉醒。革命者觉醒的一个表征就是1905年8月,各派革命者都到新圣地东京去了。日本改革之后,实力大增,所以这些革命者就很信服日本,东京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在那儿开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各个分散地反对清政府的力量团结起来了。中国同盟会刚成立,这时候正雄心勃勃,孙中山任总理,宋教仁任执行长。可以看到这一个架构其实就是影子内阁。他们就准备趁着这个机会回中国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且明明白白叫“中国”——中国同盟会。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的意义不在于通过武力推翻了某个东西,而是反过来从外部压制了清廷,让清廷感觉到如果再不动真格地进行变革,江山就不保了。

  所以,在外交的困境、俄国的变化,以及革命党的外部压力下,清廷在1905年发生了觉醒。本来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外交官就判断,日本要胜,俄国要败,中国应该争取主动,早点改革。等到战争结局越来越明朗的时候,外交官和各地的督抚就开始向朝廷建议,希望中国能够改革,联合日本抗拒俄国,同时和美国、德国搞好关系——总体来讲就是让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国家建立新的关系。

  等到1905年的时候,朝廷就让各个衙门、各个督抚尽快给朝廷出主意。在朝廷要求下,几个重要的大臣就给朝廷提了一个建议。

  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周馥是李鸿章最早的幕僚,从幕僚一步步爬上了两江总督的位置),还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他们联合起来建议朝廷要宣布用12年的时间实行立宪政体。袁世凯在这之前也曾经派专门的人员到日本去考察过。在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这些人的建议中,他们都认为日本是中国的榜样。作为东方儒家传统背景下的国家,能不能立宪,能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这些大臣眼中不成问题,也就是说对儒家传统的解释,它不构成实行宪政的障碍。

  总体而言,他们希望朝廷要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引领中国往世界主流国家转型,而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这大概就是1905年日俄战争给中国政治的一个启发。这样一来,清政府在1905年7月就作出一个决定,准备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商部右丞绍英这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

  当时清政府在督抚、高官的压力下,确实有改革的想法和冲动,也确实有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清廷的最高决策层其实并没有坚定的信念。

  根据安排,他们这五个大臣分别组织了两个代表团,在1905年9月24日,从北京分批出发。他们希望能够到东西洋看一看,提高清朝的国际影响力,以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改变。但是由于最高层没什么信心,所以这些大臣也就只是出去看一看,准备也不是很足。没想到就在1905年9月24日上午他们出发的时候,安徽桐城的吴樾发动了自杀性攻击,在前门火车站(今天的前门铁路博物馆)扔了一颗炸弹。五大臣受伤,吴樾当场被炸死。

  吴樾牺牲了,但这件事情造成的结果和他的预想完全相反。吴樾这些革命党去炸五大臣,他们的目标是阻止清廷往宪政上改革。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革命那么多年了,你改革宪政了我们干吗去?在宪政的架构中,是没有革命存在的余地的。一个国家实行宪政了,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放在一种宪政的架构下解决,革命是无法发生的。这才是吴樾炸五大臣真正的诉求。

  炸弹炸完之后,受伤的被送到医院去了,没受伤的回家去了。但是这次的袭击对这些大臣和清政府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震撼。

  之后朝廷就问这些大臣:“你们还敢出发吗?”大臣们说:“当然敢了,而且必须去!”我们今天去分析,为什么这些大臣和清政府反而更坚定了出洋考察宪政、中国实行宪政的这种决心呢?道理很简单,他们这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害怕宪政的不应该是清政府,而是革命党人。实行宪政之后,革命党就没生存空间了嘛。本来清政府并没有实行宪政的心理准备,但吴樾临门一脚,反而让他们下定了决心。所以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尊重、敬仰吴樾的这种革命精神、革命情怀,但是它的结局不是促进了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高潮,而是使清廷坚定了立宪的决心。

  俄国宣布改革是在10月17日,十天之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就面谕军机大臣,应该加强对中国宪政的推动。11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立宪,仅仅过了两天,中国方面的端方等出洋考察大臣,就通过电报和袁世凯、张之洞、周馥商量,请求两宫明降谕旨,宣布立宪。我们看到俄国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处在一种很微妙的互动状态,俄国的变化立马就导致中国的变化。

  到了11月18日,清廷就谕令政务处王大臣开始筹定宪法大纲。这使中国的立宪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和发展。

  10月底,五大臣的人员重新进行调整,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绍英、徐世昌,重新出发。依然分成两路:一路到日本去,一路到欧洲去。两个代表团去了大半年的时间,他们考察了好多国家。在考察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当时这种媒体、通信环境下,向国内传导了这些国家宪政的意义、措施、步骤。朝廷既然派大臣出去考察宪政,那就说明中国已经在往宪政的路上走了,所以从1905年到1906年,国内的宪政情绪逐日高涨,使我们感觉到当时人们对宪政前所未有的亢奋和期待。等到1906年中,五大臣相继回到国内。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传递的消息和国内的舆论,也渐渐影响了中国政治的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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