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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范进”们怎么办

发布时间:2020-05-02 00:23:11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新政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那就是1905年废除科举。对此,这些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比较主流的声音基本上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后来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参加革命,导致了清帝国的结束。我个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我认为革命发生和清帝国的终结之间没有逻辑关联。在中国的农业文明面对工业化冲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抑或是因为知道中国的财政难处,所以没有痛下决心进行改革。这样在前面耽搁了很多年,导致这个事情变得复杂化了。

  我们知道西方对中国直接产生影响,是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开始。到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使得中国不得不进行洋务运动,谋求发展。这个时候,中国没有想过要像日本那样去建构一个新型的教育体系。

  虽然1860年中国开始办洋务之后,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新知识机构——同文馆。但这和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全国普遍性的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不是一个性质。日本做的是一个现代教育的移植,它完整地继承了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的教育的一套完整体系。日本全国有八所国立大学,每所国立大学都是一个大学区,规定一个国立大学下边有多少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下边有多少中等学校,中等学校下边有多少初级学校,初级学校下边有多少幼儿园——日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性的现代教育的移植。

  当时,清政府就只办了同文馆,而没有办全国整体性的大学。那么同文馆的性质接续的是什么呢?它接续了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一个特点——精英教育。中国这几百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说到底是个精英体制,且是一个政府不干预的精英体制。中国古代从殷周之际开始,官学慢慢地就被废除掉,学术下移。到了孔子时代,自由讲学之风大盛,一直延续到晚清。我们知道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延续了2000年,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有一个长时期的自由讲学传统,中国思想的发生、传播是一个相当自由的、不受政府干预的过程。

  政府管的是人才的选拔。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只靠皇帝家的人就把整个国家给管了,王朝也需要人才。在最早的时期,对人才的选拔和我们今天一样,就靠察举。从上往下叫“察”;从下往上,大家写个推荐名单,这叫作“举”。察举是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干部选拔方式。那么察举制度好不好呢?确实很好。尽管出了那么多贪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察举制度也选出了很多好官。察举体制一直从春秋战国延续到了魏晋。之前的东周列国,应该说还是选出了很多不错的人。但是后来中国进入了比较稳定的王朝形态,察举制度就开始变质。到了两汉王朝,几百年的时间里,察举制度造就了巨大的家族势力。世族的出现导致了察举制度失灵。到了魏晋时期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虽然仍是群众推荐、领导考察,但是大家族不仅把领导给搞定了,而且把群众也给搞定了——把民意给收买了。各位如果读一读《人物志》《世说新语》《后汉书》会发现那个时候对人物的点评比我们今天厉害多了,几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本质给说出来了。这个时候要想贬你,几句话就把你踩下去了;要想赞美你,几句话就把你捧上天了。《人物志》《世说新语》《后汉书》里边这样的故事多得不得了。

废除科举,“范进”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不是当时自然发生的,而是那些大家族在背后操纵舆论,操纵了群众的“举”的力量。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选拔人的公正性就此丧失殆尽。选拔人的公正性失去之后,真正受伤害的是体制,是政权。政权找不到可用之才,这个就很麻烦了。如果一个王朝都是一些废物在上面糊弄,动不动出洋相,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政权的威望丧失。因此从魏晋开始,到南北朝这样一个过渡期,大家都在思考究竟怎么来解决这个人才选拔问题,最后就慢慢走向了一个东西——考试。

  所以从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的转型过程当中,科举制度就慢慢地形成了。当然,我们不太清楚科举制度最初形成的时候,考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要考;怎么命题不管,但是必须在同一张卷子上考。从隋唐到五代,在这样一个不断考试的过程当中,科举制度逐步完善。当然在隋唐时期,考的是才华,因为它没有考试的范围。

  这种方式当然也可以考出人才,但是它有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缺少规制。只有在一个有规制的状态下考试,才能对考生的能力有一个准确的判定。于是,我们看到,从宋代开始,科举考试逐步地就规范化了。这一事件的标志是各地书院的产生,岳麓书院等几个最有名的大书院都是在宋代诞生的。从此,考试的内容就可以复习、可以准备了。我们看到,一直到晚清,书院都存在。书院就和我们今天的中学一样,学生们在里面集中复习科举考试。而且书院还请了一些名师在那儿坐堂,这些名师被称为山长,朱熹也当过山长。因为只有这些大思想家、大学者才能为书院的学子提供更优良的辅导。科举考试只是给你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边还要有所发挥,还要体现你的学术思想。没有思想的学问,肯定没有活力。只有学问有了思想,你的文章写出来之后,阅卷的人才有可能给你高分。在科举考试漫长的几百年发展当中,它逐步规范化,到了明代,已经规范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考试怎么考,卷子怎么出,文章怎么写,都有了明确的规范,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八股体制。

  八股文其实是考试的技巧。从命题到答题,都有严格的规范,如此考生就能摸清楚其中的规律,对其进行复习。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它最后培养出来的人才可能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文章都写得很好,但都是没有内容的无病呻吟,或者都是很形式化的东西。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状态下问题不大,但是等工业革命的影响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就不得不走向了改科举的道路。

  清政府起初为什么只是改科举,而不是废科举呢?因为如果要像日本那样全面构建中国的新教育体制,那一定是个巨大的扰民工程。即使是到了新政时期,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建新学堂时,仍然引起了各地的抗争和骚乱。因为政府是建构在农业文明体制上的,融不到那么多资金。要办任何事情,所需的钱最终都要摊派到老百姓头上,那老百姓肯定不答应啊。从这个角度去理解1860年之后中国改科举这件事,才能够弄明白其中的原委。

  统治者想慢慢改变科举这样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形式,起初是出于一片好意。最开始的确没出什么问题,反正只是改个命题罢了。当年最早期的改变从1860年开始,就考英国怎么强大的,法国怎么改革的。其实就是考议论文。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增长,大家渐渐发现改科举这条路走不通,因为有很多东西是科举容纳不了的。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江南造船厂、福州船政局的制造业发生以后,它需要大量有技术、有知识的劳动者。但科举考出来的人,还“之乎者也”,还四书五经,还朱熹二程,根本不能满足当时对人才的需要。当时需要的是物理、化学、数学方面的人才,而物理、化学、数学很难容纳到科举体制当中来。你说学生没有经过学堂教育,直接就命题考数学,让学生怎么考?你考简单的加减乘除还可以,更复杂的就没法考了。化学、物理更不用说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科举和新教育就成了非常尴尬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中国的传教士就给清政府、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提供了很多建议,讲应该办大学,应该办新教育。于是,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办学堂,传授综合性的西方近代知识,物理、化学这些都传授。之后大概在70年代,传教士就在烟台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大学,作为一个示范。但是中国如何走向整体性的新教育这个问题。在八九十年代并没有引起当时人的重视。一直等到甲午战争打完后,才引起大家对科举的抨击、探讨。

  甲午战争打完,对科举的指责成为检讨甲午的一个方向。康有为、梁超、严复……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在指责科举制度耽误了中国,认为中国的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不是北洋不行,不是中国国力不行,而是因为科举。严复、梁启超的作品当中都在反复地指责这件事情,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创办新式教育。所以等到1898年,百日维新的第一个重大诉求,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

  1898年康有为跟皇上的谈话中——这是两人唯一一次谈话——他提出不仅要创办新教育,关键是要废除旧教育。在与光绪谈之前,康有为就在北京散布过“废科举”的消息,后来他跟皇上谈完之后也在谈论废科举。史料当中记载,当时北京的考生就讲:康有为,是你提出的废科举,要是真的执行了,我们就把你干掉。以至于康有为后来出门都是带着保镖的。

  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能够动议废高考吗?废高考之后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不是国家无人可以选拔。不考试了,领导者仍然可以通过个人关系去找人才嘛,现在人才多了去了。最受伤害的其实是考生。这些年大龄考生可能不多了,因为现在出路比较多,读书不行,还可以打工嘛,真的读到大学毕业,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但是在科举体制下,“大龄复读生”可是多得很。我们都读过《范进中举》,范进当时多大年纪了,还不是照样复读;另外我们看张謇,张謇复读了二十年仍然在考,当然他是边工作边复读;严复也考了四次,起码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当然他们是有工作的,还有一拨人是没有工作的复读生。要是把科举废了,这些人怎么办?

  康有为自己边办万木草堂,边给别人办补习班赚钱,一边自己还复读,后来带着学生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废科举,那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复读生、考生受害,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1898年康有为提出废科举,其实是一个不可行,也不正当的建议。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清廷本身决策是对的,清廷在这儿走了一个双轨路线:一方面,创办新教育,成立京师大学堂,吸引大家接受新教育,之后就可以参加工作;另一方面,旧教育则回到它原来的本位上去,成为专门的公务员考试。科举本来的目的就是为国家选拔行政人才。于是在1898年康有为的建议被否决之后,朝廷就让张之洞和陈宝箴去设计科举改制的方案,其实就是要重建科举制度。

  新教育发展、重建科举制度双轨并进,我相信如果做得好的话,真的是一个不得了的创举。因为说句实在话,我们的科举制度对17世纪之后西方的文官制度的形成,真的是起到了直接性的传导作用。史学家何炳棣,在用西文史料研究科举制度的传承的时候,明确地提到,17世纪之后的西方的文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所以1898年清帝国的这么一个决策,有它的正当性,但是也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京师大学堂1902年重建,开始正儿八经地办学,像孙家鼐、张伯熙、劳乃宣这些人都对新教育的发生、发展贡献很大。但是这个时候,新教育很难赢得青年知识人的认同,青年知识人这时候就算跑到京师大学堂来上学,学完之后还是没有出路。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要想在政府工作,还必须获得一个进士学位。你辛辛苦苦到京师大学堂学新知识,学了几年之后,回头还得去考科举。我们可以看到,从1901年到1904年,清政府一直想对其作出调整,把人们吸引到这种正常的教育上去。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1903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这些措施都是想把青年一代纳入新的体制当中来,去学新知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这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这时候根本没法办新教育。

  在这种状态下,到了1905年的时候,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他们才动议停科举以推广学校。科举本来是一个选拔人的制度,但在这时候出现了非此即彼的结局,导致其不得不被废除,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改变了。

  但并不能认为1905年的废科举引发了后来的政治动荡,引发了辛亥革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多一批有志于继续读书的年轻的知识人,他们要么出洋留学了,要么就进入新式学校了。至于那些没有新知识背景的人,清政府也没有任凭他们去参加革命,去造清政府的反。对这一拨不愿意去接受新知识教育的人,清政府也按照他们已经有的学位来安排,根据举、贡生员的能力,给予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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