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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为什么是新军

发布时间:2020-05-02 00:32:12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四川的僵局,清政府始终没办法处理。我们看那些档案,四川总督这时候也觉得闹就闹呗,他每天该上班上班,卫队该站岗放哨就站岗放哨。闹事的这拨人也是如上班一样的感觉。我们今天去还原这个场景,不必太悲情地去描述它,它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在这种僵持当中,时间走到了10月,总督府门口出现了流血事件。这时候,我们才看到清政府开始支援四川,重新起用端方做铁路大臣,让端方从汉口、武汉调新军到成都去。

  当然端方也没有走到成都,半路上就被他的部下给干掉了。这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件大事。端方总体来讲还是一个很有改革思想、开明意识的新官僚。过去好多年,我们是从革命的角度去解读端方之死,认为端方是死于手下新军的起义。其实现在新的史料可能不是太支撑得起这个观点。

  端方这个人爱好收藏,这种爱好也不是个坏事,以之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是可以的。但端方有一个毛病是喜欢炫耀。如果在和平时期,在你的总督府、铁路大臣衙门里面,炫耀一下也没问题。但恰恰就在端方带着军队从武汉出发的这个特殊时间,中央的军饷迟迟发不下来,这些士兵见端王爷手里边有这么多好东西,就火了,于是发生了谋财害命的事情。

  端方从汉口、武汉带了新军往四川走,这是清帝国解体过程中最致命的一件事情,直接导致两湖地区空虚了。如果仅仅如此,那还不要紧,也不至于发生问题;但是恰恰在这时候,湖北发生了新军哗变。在这里我们先说一下中国军队的状况。我们知道中国军队是从1895年开始小站练兵的,是个近代军队的构建。在经历了1903年、1906年、1908年几次大的操练、整军后,训练出了几支近代化集团军,被称作北洋六镇,直属于中央。同时各个省也组建了新军,像是湖北新军、湖南新军、浙江新军,这就有点地方军的意思了。按照计划,中国军队全部被改造成新式军队的时候,应该达到36镇。可机动的中央六镇,以及不可机动的、像是国民警卫队一类负责地方防御的30镇,共同构成整个中国的军队体系。中国的军事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向了近代化之路,而且相当一部分军事将领都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北洋六镇的将领都到日本、德国去学习过,好多将领的日语和德语都说得相当好。

  我们看晚清政治改革,所有的重大改革决断,都是带有军方背景的人在优先支持、拥戴、推动。当然这在不发生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好的,但一旦发生问题了,就不可遏制。所以我们看到1911年这么一个短暂的时期,从皇族内阁到铁路国有,到最后在成都出现保路风潮,再紧接着在一种空虚的状态下,湖北就发生了新军哗变。

  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革命叙事成为主导,慢慢地就建构起了一个武昌起义的革命话语体系。包括后来那些辛亥革命的先驱者、存世者,写了很多回忆录,把日知会、闻学社都描述成是革命团体。我在研究的时候,总觉得不太对劲。清政府主导的新式军队的力量,和革命有没有关联呢?应该说有一定关联。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革命在1905—1906年的那种状况——你清政府不改革我就革命了。而一旦清政府改革后,就不存在一个年轻的军人或知识分子说“我要革命到底”。

  因此我们去讨论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生的事情时,我想其实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清帝国体制内的新军人的抗争。之所以发生这种抗争,是因为他们对政治太关切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太强了。从1901年的新政到1906年的宪政,他们是经历者,也是坚守者。

  现在清帝国的最高领袖载沣所作出的决策——铁路国有和皇族内阁,在他们看来是倒行逆施。在这种状态下,武昌新军的起义实际上是要求清廷重回宪政改革的正途。我们看到武昌起义发生之后,经过几天的发酵、等待,他们找到黎元洪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黎元洪、湖北军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清帝国重回宪政的正路。如果当时清政府发罪己诏,废除这几个决定,重新回到改革原来的那种既定的共识当中去,那我想湖北的风浪大概不至于持续下去。但是湖北新军起义之后,清政府不仅不给予正面的积极回应,而且派出军队来镇压。这不仅没有终结湖北军政府,反而让湖南新军也紧接着宣布独立。

  湖北、湖南独立后,10月22日资政院开会,摄政王载沣发表讲话,他仍然在强调宪政是当务之急,要求资政院在先前筹备的基础上能够更有进步,集思广益,以期尽早完成。但是之后并没有实质性的推动。

  之所以说没有实质性推动,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湖北、湖南僵持了一个星期之后,就出现了连锁反应,九江新军、陕西新军相继起义。在这个过程当中,新军之间互相勾连。具体怎么勾连的,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这些文件。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起义的新军之间应该有联合起来向清政府施压的行动。

武昌起义:为什么是新军

  各地的新军连续性地发生哗变之后,不到20天,北洋六镇也出事了。北洋六镇属于中央军,这支军队也没有经过国家化的改造。北洋六镇的军人,他们本来的功能是拱卫京师,他们的布防地点在滦州、石家庄、太原。10月29日,清廷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让步,驻扎在滦州的清军将领就发布了一个通电。我一直讲,所有新军人的这种哗变,其诉求都不是革命,而是继续实行君主立宪。所以我们去看滦州军人的要求,通电当中仍然是这么几个简单的诉求:要求清廷加快政治改革,重回宪政轨道。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共和了,我推翻你不要你了,那是后来的事情。

  而且等袁世凯出山和黎元洪交涉的时候,袁世凯一上来就讲——我让清帝重回宪政轨道上来,你能不能让湖北军政府解散,让军队重回营房?一开始南北交涉的时候,黎元洪说:“告诉袁大人,没问题。只要清帝国重回改革宪政的轨道,那湖北军人一定回到营房。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这事平息了之后,袁大人可别把这些老哥们都给抓起来,不能秋后算账。”所以可以看到,这之前的20天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军方对中央倒行逆施的一个表态。等到中央军也发生兵谏,这意味着:如果你清政府还没有实质性的表示,那就别怪北洋六镇不客气了,他们是拱卫北京的屏障,防止别人来打北京,但是如果他们转身打北京,那北京是毫无抵抗之力的。清帝国这时候才真正感到了恐慌和危机。

  所以在滦州兵谏的第二天(10月30日),清帝国就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罪己诏的内容也是关于宪法改革的,宣布维新更始,实行宪政,解除党禁,尽快颁布宪法,组织完全内阁,决心以踏踏实实的政治改革,重新唤起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动荡,归结到最后都是清政府能不能实实在在地推动中国君主立宪的改革。

  清政府的这个表态确实赢得了立宪党人的认同、同情和默许。在宣统皇帝罪己诏发布的第二天,资政院就通电各省说,皇帝已经下诏罪己了,中国已经重新回到改革的路径上去了,各个省咨议局是不是可以停止这种武装抗争?朝廷不会再用武力去镇压各地的叛乱,人民也不要再用武力去逼朝廷。资政院呼吁各方最好能够通过和平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纷争。

  可以看到,清政府的罪己诏试图将局势再次拉回到和平的宪政轨道上。因此,就在资政院出面通电各省之后的第二天(11月2日),摄政王就开始让资政院起草宪法。摄政王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把宪法制定完成,然后公布出来,以推动宪政改革的实质性进展。之后,资政院于12月3日匆匆忙忙地通过了一个推行了许多年都没有结果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很快颁布。

  这个《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也是中国宪政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比原来1908年的《宪法大纲》更严密,它是参照了东西方宪政国家的宪法文本,力图制定一个和英国的君主立宪架构一样的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颁布,应该是清帝国重回宪政轨道的一个重大转折。又过了几天,等到11月8日,资政院又通过选举的办法,推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改组政府。可以看到,在滦州兵谏之后局势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清帝国终于在中央军的压力下,作出了改变。到这时候为止,我觉得20天的动荡应该已经算平息了,局势也稳定下来了。等到11月13日,袁世凯就从武昌前线返回北京,重组内阁,重回宪政体制。

  袁世凯内阁是很典型的一个近代三权分立大架构下的责任内阁,从新的内阁名单也可以看出,这同时也是个非常专业的技术内阁。原来大家议论纷纷,意见很大的所谓“皇族内阁”“权贵内阁”被改组后的内阁取代了。

  内阁改组后,大家对内阁的成员也没有意见了,袁世凯是军功出身,而且里边几个内阁总理大臣,包括各部的部长,都和皇族、贵族没关系。问题到这里解决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就是议会。我们知道,晚清的议会——资政院——是一个特殊的架构,它处于向议会过渡的进程当中。这个资政院是1908年构建的。资政院的议员,编制是200个人。这200人中的100个是各省咨议局选出来的,另外100个是钦定议员。钦定议员是非选举议员。从那100个钦定议员的组成结构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难度并不大。其中10个议员是纳税大户,属于实业界的代表。谁纳税多,谁当,这很合理。而且可以随时更换,这次是张謇,那么下次可以换别的大实业家,这都不是问题。另外,还有10个议员是大学者,这个也没问题,因为大学者一般年纪都很大了。像严复是1921年去世的,这时候他的生命还有10年的时间,当满一届最多也就四五年,然后就退休了。

  问题就出在满洲贵族这一块。清帝国的政治架构是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架构,人家这些贵族的祖辈为大清立下过功劳,在没有走到宪政之前,他们坐拥特权是理所当然的。否则我们现在也没法理解君主立宪国家的国王了。你英国女王、日本天皇凭什么坐天下?这里面存在血统传承的正当性。我们从今天的立场去看,满洲贵族在新的宪政架构改革当中拥有正当的权利,我觉得不必太过排斥。但是在这里边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种选举架构下,把三十来个满族贵族和有满洲贵族身份背景的人放到各省选举,各位可以猜一猜他们选举的结果会是什么?很难选上。是因为他们本质就恶劣吗?是因为他们无能吗?不是。是因为平民对他们的一种天生的敌视。因此具有这种优越出身背景的人,在选举体制下很难获得选举人的认同。但是在当时这种僵局状态下,议员就是选举出来的。

  而且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智囊、智库提出一个新思路讲,是不是能够给那些满族的贵族,比如清帝国的八大铁帽子王(此时已经到了12铁帽子王),每家一个万年国代呢?在大清帝国的建构过程当中,这些人是流过血的,劳苦功高,那按照大清帝国的承诺,开国功臣的后人当然就应该世袭罔替,接着做这个永久议员。但这个主意是我们在100多年后想到的。100多年前,那些政治家没有人这样想问题,但是你不解决这问题,清朝的贵族们就不同意。

  我们看到,晚清政治改革到最后,之所以失败,其实就失败在这么一点点的问题上。后来等到大清帝国解体,民国建立后又过了十来年,秩序始终不能安定下来,我们才看到参加过1911年、1912年这种政治大转型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开始反省:我们当时没有冷静地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才导致了这么一个结局。导致了什么结局呢?终于有人忍耐不住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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