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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成吉思汗的长影中:对欧洲体制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0-05-13 23:39:56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成吉思汗把整个欧洲攪乳了全。13世纪,因为蒙古人的缘故,东部欧洲的历史似乎被切断了,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其中“实.难”最为深重的是俄罗斯。直到苏联时代,还有人在痛爲蒙古人阻断了他们向西欧的发晨,造成了日后的文化落伍。

世界在成吉思汗的长影中:对欧洲体制的影响

  1227年,成吉思汗死去。但他死后的影响似乎比他生前还要大。美国人斯塔夫里阿塔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一书中讲:“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14世纪中叶,意大利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时商业的重大意义。'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

  ……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任何地段安全。然而,即使这段路最糟的时候,如果60个人同行,也会感到如同呆在家里一样安全。'”这实际上打通了欧亚大陆之间的一条商路。这条商路的历史意义在以后屡屡凸显出来。

  第二种影响是对俄罗斯国家和政治体制形成的影响。13世纪中期,蒙古人像他们席卷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那样,横扫了整个俄罗斯领土。除诺夫哥罗德因地处遥远的北方而幸免于难外,基辅和其他俄罗斯城市均被夷为平地。

  用一位编年史学家的话来讲:“没剩下一个能为死者流泪的人。”后来蒙古人虽自愿撤离欧洲中部,却愿意继续留在俄罗斯。他们在此建立了金帐汗国。

  其首都萨莱地处伏尔加河折向西流的拐弯处,是伏尔加河畔的战略要地。随后两个世纪的蒙古统治,不可避免地给俄罗斯人留下深刻而且沉重的印记。

  他们被迫放弃平原上的小块居留地,撤进安全僻静的森林中。在那里,只要他们承认蒙古大汗的宗主权,每年纳贡,便可自行其是。

  这对俄罗斯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一方面它打断了俄罗斯向西欧发展的进程,使俄罗斯不得不接受蒙古游牧集权式的体制;另一方面为了对付以后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袭击,俄罗斯人开始以莫斯科大公国为中心,进行兼并,以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斯大林曾讲过一句名言:“以野蛮对付野蛮。”在体制上,俄罗斯人则是“以专制集权对付专制集权”。这实际上就是未来俄罗斯发展的路径:防御西方,警惕东方。它的专制主义的集权体制就是在这一条件下形成的。

  蒙古人的入侵一直影响到19世纪、20世纪的俄罗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讲:

  “今日提到成吉思汗还可产生一个现实的国际问题:蒙古人不仅分居于内外蒙古,也仍在苏联境内保持了Buryat和Kalmyk两个自治共和国。一般说来,这四个地区的人民都奉成吉思汗为民族英雄。苏联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撑腰,一方面却又不准许外蒙颂扬成吉思汗。美国作家HarrisonSalisbury说:

  '爱国的俄国人恨着成吉思汗,好像他的入侵,还是昨日事情。‘还有一些苏联人骂起13世纪的蒙古人来,索性把20世纪的中国骂在一起,还憧憬着一个“黄祸”的面貌,在欧美各处宣传。其原因则是成吉思汗所建四个汗国两个在今日苏联境内,而尤以金帐汗国格莫斯科及基辅,盘踞了这个地区近两个半世纪(1240-1480年),很多苏联人不仅以为羞辱,而且因此历史的发一展阻碍了俄罗斯向西方的接触,成为日后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这也难怪,那个臭名昭著的.“黄祸论”便萌生于俄罗斯。19世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提出“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的观点。他在他晚年所著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从俄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奉劝沙皇“如果真的要从事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开始呢?”巴枯宁认为,I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欧美已将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一新式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输入中国,如果这些东西“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的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将对俄国构成巨大威胁,他认为中国人不仅将塞满整个西伯利亚,而且还将越过乌拉尔山,直抵伏尔加河。对巴枯宁的这一说法,最后的评价还是马克思对《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性评论:“小学生式的胡说!”“蠢驴!这是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空谈!”

  蒙古人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正推动作用,使之形成了专制主义集权制,而对欧洲特别是西欧产生了反向推动作用,西欧逐步形成了反东方体制。

  .笔者1996年10月到德国柏林访问,在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有一座王宫叫无忧宫,这是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18世纪建的王宫。在这座王宫的花园深处有一个建筑叫中国宫。那里的导游讲,建这座中国宫时,没有一个德国人到过中国,没有人见过中国人和中国建筑,他们是凭想像来建这座中国宫的。导游建议我们去看一看那座中国宫像不像中国建筑,所雕塑的人像不像中国人。当我们走进中国宫时,笔者惊呆了:整个一座蒙古包,那里的中国人完全是蒙古人的特征。这足以说明,欧洲几百年来一直残存着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军队的记忆。的确,一切都足以刻骨铭心。1241年,蒙古军队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徳意志军队3万人。这些来自东方的陌生的骑手影响甚大,以致在遥远的、伦敦附近的圣奥尔本斯,马修?帕里斯修士在其当时的编年史中这样写道:

  “像成群的蝗虫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劫掠了欧洲东部;焚烧与屠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经过萨拉森人的国度后,他们铲平城市、伐光林木、推倒堡垒、拔掉蔓藤、捣毁公园、屠杀市民和农民。如果他们偶尔饶恕了某些哀求者,还要强迫这些沦为最底层的奴隶站在队伍的前列,去同自己的邻邦作战。

  那些假装打仗或幻想逃跑的人,被哒粗人追回后统统杀掉;而为他们勇敢征战的人,却也得不到任何酬谢……他们同妻子一起,带着羊群到处游牧;妻子们也像男人一样学习打仗。因此,他们闪电般地攻入基督教世界,烧杀抢掠,使每个人胆战心惊,无比恐惧。”

  这深深震撼了欧洲,西欧从13世纪开始,逐渐走上了一条反东方体制的道路:地方自治、一定的人权、自由大宪章的出现等等。

  1898年,英国出版了一本叫《黄种人危险》的小说,声称难以胜数的中国人按西方的装备武装起来冲进欧洲。德皇威廉二世更是一马当先,他最担心的是,“2000万~3000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6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就是我在9年前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威廉二世在这里指的是一幅画。列夫?托尔斯泰曾嘲笑这幅画讲:“威廉皇帝近来画了一幅画,描绘出所有的欧洲国家持剑站在海岸上,按照天使长米迦勒的指示,注视着高坐在远处的佛像。”这幅画由威廉二世亲自用铅笔绘出草图,并由一个叫克纳科弗斯的画家完成,然后作为礼物送给沙皇,一时轰动欧洲。

  “黄祸论”出现于19世纪末并非偶然,它是“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主义”过度发展的必然,或者说是它的副产品。

  “欧洲中心主义”伴随着19世纪欧洲工业的飞速发展而膨胀。德国大史学家罗?冯?兰克(1795~1886年)便是“西欧中心论”的代言人。

  在兰克看来,拉丁和条顿民族不但自上而下以来就是一个统一体,而且他们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舞台上的主角。所以,种族优越论是兰克的西欧中心论的理论基础。兰克太重视西欧了,一生几乎为西欧每一个民族都撰写了一部历史。同黑格尔一样,兰克对西欧之外各民族、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持鄙视态度,断言:“历史教导我们说,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而这些伟大民族就是他所说的拉丁和条顿民族,自希腊罗马时代以来,他们就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其他国家和民族只是这一主流上无足轻重的附加物而已。例如,他认为亚洲诸民族的历史发展是退钝和静止的,从蒙古人征服时期起,野蛮状态就统治着亚洲,直到他那个时代,仍维持着这种状态,所以,在东方没有进步,而只有倒退,从而他否定了人类的全面进步。他认为只有为数极少的一批民族是沿着进步道路前进的,而这极少数的一批民族就是拉丁和条顿民族,进而又论证了世界历史的主流是拉丁痛条顿民族的进步发展的历史。

  不仅是兰克,美国人海斯、穆恩、韦兰在1932年编写的《世界史》一书中更是全面论述了“欧洲中心主义”。他们讲:“从伯利克里和恺撒的时代宣到现在,历史的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的白种人担任的。”在作者看来,欧洲不但是世界历史的主角,而且是世界文明的摇篮,进步的源泉。作者认为,自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就一点一点地把他们的文明传播到全世界,甚至把强迫黄色、棕色和黑色皮肤的民族采用欧洲人的方式说成是白种人的负担:“要引导千百万的陌生人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为了推行“欧洲中心主义”,就必须排斥其他民族生存的权利,于是臆造出各种反历史的理论:什么“黑人进化不充分论”,“黄种人、黑人智力达不到实行自由民主的水平”等等。“黄祸论”也属于其中的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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