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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舂秋:关于中国政治地理的历史解读

发布时间:2020-05-13 23:50:00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如果说蒙古人在中原的征腰.与统治可以看作一个不可思议的传说,相比于以前的历史轨迹还合情合理的话,那么事实上元朝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却是无法回避的课题。

  尽管蒙古人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带着野蛮的血统,在英雄气概的武装下,征服与抢掠也可以当作值得骄傲和称颂的业绩,不过在13世纪的后40年中,当迷恋上华夏大地之后,他们多么想保持长盛不衰的统治,“大元一统”,只要从高高飘扬了100多年的战旗上就可以看到忽必烈及其子孙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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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事实却又正好走向了反面。倘若没有、隋两帝国作为参照,元朝统治者在运祚太短这一点上就不得不忍辱包羞。

  蒙古铁骑从中央亚细亚的“枢纽动力区”出发,向“新月形”地带疾驰而去,几千万平方公里的亚欧大陆,在蒙古人看来不过是庭院而已。

  公元1368年,即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建元108年以后,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欢贴睦尔率领嫔妃重臣,趁着夜黑月暗,打开了大都北面的健德门,消逝在茫茫的夜色中。大都的官兵百姓都不知道,元朝在这一夜里已经灭亡了。

  而北伐的朱元璋也没想到,他的进军会如此顺利。当初他在东南与其余诸路军阀比量高下之时,几次三番向蒙古军队求降,直到北伐前,对元军尚心有余悸,不意此举讨元,竟能顺风而下,长城以南尽为所有。高兴之余,他对妥欢贴睦尔大加褒奖了一番,说他顺天知命,真识时务者,于是,妥欢贴睦尔便有了一个溢号——元顺帝。

  朱元璋因为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军,把他们从江南赶回朔漠而成为历史上一个为人称道的英雄。他在历史上显得有特殊的地方,至少在某些人看来,是因为他曾经当过游方僧人,从社会的最底层、从饥饿和死亡中崛起,最后位尊人主,不可一世。这样,这位皇帝的头上便更多了一层光环。但是他的功绩并不在于此,对一个皇帝来说,开国君主往往是最引人注目的,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帝国,而他消灭的,是曾经举世为之震撼的蒙古人统治的元朝!500多年后.另一位巨人崛起,不过是重复他曾经说过的那两句话--“驱逐飴虏,恢复中华!”

  朱元璋应该为他灭元建明的功绩而骄傲,但是,也许他自己尚未意识到这样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中国历史的进程被他改写了。

  自古以来,北强南弱,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其实,这一事实是两种文化的反映,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两者互相冲突、交融,互相促进,而又往往为游牧文化取得暂时胜利告终。商之代夏,周之代商,以至秦灭六国、五胡乱华、女真灭宋,无不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征服,相比之下,农业文明是高级文明,但历史似乎完全漠视这一规律似的,把胜利的权杖交给了以野蛮著称的人们。农耕文明成了一个打扮得端庄美丽的少女,越是美丽,越能引燃男人占有的欲火,越是温柔体贴,就越容易被征服。当年海陵王听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浅斟低唱”,毅然挥师60万南下,尽管未能“立马吴山第一峰”,可是自此以后,南宋“废池乔木,犹厌言兵”。

  到元朝为止,在政权更迭之中,南方总是处于劣势,甚至可以说,都以被征服为结果,至多,不过划江而治,苟安一时。三国鼎立,是诸葛武侯设计的理想境界,但只有吴、蜀联合,方能阻曹军南下,几十年以后,两国相继而亡。建康自古龙兴之地,但“六朝如梦鸟空啼,”南北朝相持百余年,南方仍不免为北方统一的命运。北宋统一南唐,吴越、后蜀,也仍然延续了这一历史定式。至于金、元灭宋,则将这些发挥到了极致。

  从政治地理上说,中国南北是阶梯递增。中原地区,是南北的缓冲地带,北方,是游牧民族的“根本之地”,南方,则是最发达,地势最低的政治区域。如果少数民族南下,中原地区无法阻止,要么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如北朝、金,要么连南方也被统一,如元、如清。如果中原地区能够阻止,则可高枕无忧,如汉、如唐。

  但历史不是湖面,而是川流不息的江河,南北方在长期的演进中不断发展,首先是在唐五代时,经济中心南移,到了宋代,南方人涉足政治舞台,成为与北方人竞争的一大势力。北宋时党争不断,就是南方人与北方人之争,最典型的是王安石与司马光。但是元朝中断了这一趋势,由于科举的废除,由于“南人”被划在四等民中最底层,南人成了政治、经济压迫的最终对象。

  只是蒙古人忽略了这一事实,为了保证蒙古天下,抑制南人,但经济上又不得不依赖南方,这一自相矛盾的政策,促进了元朝的灭亡。

  朱元璋由一个游方僧人加入反元的起义队伍,在斗争中崭露才能,最后成为一方首领。先后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和其他割据政权,统一了甫方,牢牢地握住了帝国经济命脉。1368年,他一声令下,几十万大军分路北上,仅几个月时间,就攻下元大都,灭亡了元朝。经过几年的演进,南方和北方的历史被改写,朱元璋下令北伐之时,甚至称帝以后,也不会意识到这一变化。

  用黄仁宇的话说,宋朝的灭亡,标志着中国第二帝国的灭亡,朱元璋建立了第三帝国的庞大构架,元朝则是两个帝国的缓冲阶段。黄氏分析道:

  “元朝一共有11个皇帝,第一个皇帝忽必烈从他称帝之日算起,在位30年(起先的12年不称元朝)。兹后的9个皇帝一共只经历了30多年,而最后的一个顺帝却又在位35年。这30年内,元帝国由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终至土崩瓦解。最后明军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与其他几个朝代类似。只是通常我们看到异族入主,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强悍的骑兵南侵,所向无敌。这次却以多数民族为主,以长江以南为根据地席卷华北。”(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这也正是其他人对元末历史感到意外的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表明了14世纪中叶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14世纪中叶的转变具有深刻意义,这不仅因为“第二帝国”的正式终结和“第三帝国”的兴起,而且还在于这两帝国的不同特点及它们为中国历史带来的命运。朱元璋改变了南北的对比关系,为中国历史带来了新气象,怛是他所开创的新帝国并没有保持新气象,相反,给人留下了死气沉沉的??老大帝国”的印象,中国后来的衰落,与此有着必然的关系。

  黄仁宇说:“若将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及'非竞争性'的迥然不同。在财政与税收的反面看来,其风格之差异尤为明显。第二帝国带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两个帝国之间,也有了元朝作转变和缓冲的阶段。”这些差别本身在朝代更迭中也许并不重要,但当体现在历史趋势中时,就变得关鍵了。

  黄仁宇继续分析道:“明清两朝合并为543年,也和第一帝国之441年及第二帝国之698年(内有五代十国之分裂局面54年)大致上等量齐观。这第三帝国既有收敛性之财政税收,经过如是长时期之积习相沿,也是与时代落伍。

  即在人口增加,交通进步之情形下,也需要在官僚组织上与土地制度上有一番变革。而中国是一个大陆性格浓厚的国家,与西方和现代社会用数目字管理之距离愈远,更无从局部的改组。”

  朱元璋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但是也给历史套上了枷锁。元朝灭亡了,人们终于从民族歧视的枷锁中摆脱出来,但是自此以后,直到清朝灭亡,一直没有人怀疑过或者去打碎朱元璋的枷僕。这个枷锁,使中国落后了不止500年。

  元朝虽然灭亡,但它那富有竟事性、扩张性、创造性的精神却一直为后啄人憧憬。就像流星一般,虽转瞬即逝,但光芒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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