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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娼九儒十丐

发布时间:2020-06-05 22:32:13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儒指读书人,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的儒是指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俗,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他们中许多人懂阴阳,会占卜,有知识和学问,将原来的经验、礼仪,提升、规范为经学和典章,使他们终于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智者阶层。孔子告诫弟子:“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期望他们成为助人君、明教化的君子,而不是做它本义上的在丧葬礼仪上吹打揖让的贱民。

八娼九儒十丐

  “八娼九儒十丐”,是说元代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读书人列在第九,居于末等的乞丐之上,娼妓还比他们靠前一位,就差没有去讨饭了。后来也用来指知识分子受到歧视和苛待。“九儒十丐”之说出处有二。一是宋郑思肖的《心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另一是宋谢枋得的《叠山集》:“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官就是当官的,吏就是公务员,僧是僧侣,道是道士,医是郎中,工是高级工匠,匠是低级工匠,娼是艺伎,儒就是书生,丐当然就是乞丐。

  古代的官和吏是有很大区别的,官就是官,吏就是吏,说白了吏就是跑腿的,永远也别想升成官,官再降也不会降成吏(元朝以前);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家族们最早信奉萨满教,后来又接受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和道教,所以僧侣和道士的地位在元朝是非常高的。在蒙古还没有灭金国的时候,“全真七子”丘处机就曾经千里迢迢跑到中亚去为成吉思汗讲道(其实是咨询长生不老之术)。

  蒙古人对工匠是十分珍惜的,他们每攻克一个地方,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掠夺工匠,因为这些工匠会为他们打造攻下下一座城池的工具。蒙古人超强的学习能力和战斗力都体现在这些工匠身上。

  注意,古代官方称的娼或妓绝对不是指的现在的意思,是艺伎,可以正当经营并完税的那种。

  这样看来,书生除了比乞丐好点儿,连娼都不如啊!

  那么这种说法出自于哪里呢?可信吗?

  反正官方没有记载,只有民间有3个出处:

  1、宋末人榭枋得在其《叠山集》中写道:“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2、宋末人郑所南(后改名郑思肖)在其《心史》中写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

  3、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写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清朝人写的肯定是参考前人的,且没有注明出处,意义不大;宋末人写的才最具参考价值,但这2人写的东西很多都不靠谱,所以这种说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但民间既然有这种说法,多少还是能反映一些当时的现状的。

  比如:元朝也没有明确将人民分为4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汉人,南方汉人,但他们又确实是这么干的,从法律和权力上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

  比如蒙古的最高领导层永远只能是黄金家族和众怯薛们,汉人再有能力永远只能做二把手,而且,还得通过科举层层选拔,争得头破血流。

  谢枋得,南宋末官员,曾与文天祥一起率兵抗元。宋亡之后,流落建宁,元廷多次征召,均坚辞不仕。1288年,被福建行省参政强送大都,谢枋得绝食殉节。

  郑思肖,南宋儒生,原名不详。宋亡后改名思肖(肖者赵也),心怀故国。其人“坐必南向,闻北音而走,誓不与朔客交往”。朔客指北方边地的将领。画兰不画土,谓:“土地尽为番人夺矣。”

  此二人都是南宋遗民,均有明显的反元倾向,对元朝制度素无好感,著述自然也会矮化元朝。其实,谢枋得也未说“九儒十丐”乃是元朝典制,而是说“以儒者为戏”的戏谑之语。是与否,既无须证实,也不能证其说法必伪,需要了解一下元代中后期中原儒生进仕的情况。

  元代的户籍制度,依照职业和社会职能不同,将全国居民划分为若干户别,《元史》中称为诸色户计。常见的户计有军、站、民、匠、儒、医卜、阴阳、僧、道、船、弓手、商贾、打捕鹰房、也里可温(基督教神职人员)、答失蛮(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等,没有将人分为十等之制。儒户是元代诸色户计的一种,和其他宗教户计一样,比一般民户优待,可以免除劳役差发,还可以豁免丁税。但从忽必烈开始,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忽必烈在治国过程中任用儒士,用汉法治汉地,兴儒学,办书院,自己也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却迟迟不开科举,堵塞了儒生登科进仕之道。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开科举考试,蒙古人肯定逊于汉人、南人,他们担心军政要职丧失其手。还有一种说法,程朱理学家,如朱熹、许衡,认为唐宋科举禁锢了思想和学术,主张以书院自由讲学的方式传播理学。

  元代并非没有仕进之路,元代的官员选拔主要有三条路径:怯薛、吏进和科举。怯薛是以贵族子弟,诸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的长子组成。在内廷的怯薛,可以附议、陪奏朝中大臣的奏折。终元一代,高级官员一直为开国之初的“九十五千户”所把持。元代科举始于仁宗朝,从1315年始,终于1366年,共取士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汉人、南人约六百人。人数殊少,不足以论。因此,元代官员,特别是中下级官员的甄选,主要途径是吏进。元代大量官员是从吏员中擢升,官、吏之间的流通环节是通畅的。这本来也是蒙古人习惯的实用主义做法。成吉思汗在屠城之前,都要先对俘获的人口进行甄选,工匠、识字的人、医生、商人留下不杀,送回蒙古本土使用。元代虽长期未开科举,然而吏进之门一直向儒生敞开。元代一直将以儒为吏作为既定国策,并长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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