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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沃代晋有什么历史意义

发布时间:2020-06-11 21:13:41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曲沃代晋是晋国史乃至周代史的“大事件”,因为它从多个层面严重破坏了经典的周代宗法制。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花点篇幅回顾一下宗法制的基本内容。

  宗法制是周代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周礼的基石。宗法制的核心是,在理想状况下,君位或爵位必须由嫡长子(嫡妻所生子中最长者)世世继承,百世不迁,是为大宗。宗法制的具体内容分为周王、诸侯、卿大夫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的贵族组织中,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为“宗子”或“宗主”,以族长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权,分别成为周王朝、诸侯国、家族的首长。周王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为大宗,是王族的族长,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天下的最高权力;周王诸弟(诸王子)分封在外为诸侯或者在王廷为官,对周王而言为小宗。诸侯君位由嫡长子继承,为大宗,是公族的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诸侯国的最高权力;诸弟(诸公子)则被任为卿大夫,一般都有分封的城邑,对诸侯君主而言为小宗。卿大夫家族的族长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为大宗,掌有统治家族的权力;诸弟称“侧室”,对族长而言为小宗她。为了简便和切题,下面我们只从诸侯国的层面继续讨论。

曲沃代晋有什么历史意义

  在实际情境中,经常会出现没有合适的嫡长子(或者干脆没有嫡子)继承君位的情况,而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因此宗法制在政治实践中是有一系列“补充规定”的。根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记载,该“补充规定”的具体内容是:嫡长子如果早死,就立其他嫡子(嫡长子的同母弟)。如果没有嫡子,就立庶长子(诸妾所生子中最长者)。如果可立的两个庶子年龄相当,就选其中较为贤能的那一位。如果两位候选庶子的贤能程度也相当,就用占卜来从中挑选一个。

  这种“补充规定”的意义在于,它给予了嫡次子或庶子一种“顺位继承权”。也就是说,如果当年太子仇早死的话,是会轮到身为嫡次子/庶长子的公子成师当国君的。然而这种特殊情况并没有发生,所以,公子成师的名分应该只能是卿大夫。然而,当晋文侯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时,他为了平息公子成师一党挑起的内乱,将成师封在曲沃,建立了一个“国中国”。晋昭侯给了公子成师曲沃国君的名分,本来可能只是缓和内乱的权宜之计,没想到曲沃这一支励精图治,一心一意谋求颠覆大宗,最终在两代之后得偿所愿。

  曲沃代晋破坏了宗法制的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它破坏了国君只能由大宗宗主担任的原则;第二,它破坏了嫡次子或者庶子只能担任卿大夫成立家族的原则;第三,它破坏了公族小宗必须拥戴和服从大宗宗主的原则。我们下面将要看到,新晋国公室的后代君主(比如晋献公、晋文公)为了应对这次大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釆取了怎样的断然措施,而这些措施如何让晋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中原诸侯国的发展道路。

  孔子说:“唯有礼制待遇和官爵名分,不能借给别人,这是君主要掌握住的东西。”如果说,曲沃代晋是沉重打击了宗法制的话,那么这第一锤其实是晋昭侯自己砸的。国都里的政权是一个国,曲沃的政权也是一个国,那么晋国小宗和大宗之间的争斗就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据《史记?晋世家》的记载,晋武公的儿子晋献公就将“曲沃代晋”这段历史定性为“当初我的先君庄伯、武公讨伐晋国的动乱”,可见新晋国公室在向后代讲述“先君功业”时,就是回避小宗吞灭大宗的恶名,而把整件事情“包装”成一个昌明国家平定一个昏乱国家动乱的正义行动。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晋献公对于曲沃代晋的定性叙述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周人对于自己以武力颠覆商朝政权的定性叙述,这也提示我们,除了从传统的“篡夺”“毁灭”角度,我们还可以从“革命”“新生”角度来分析曲沃代晋的实质。曲沃国名义上臣属于晋国,正如同周国名义上臣属于商王室;曲沃国经过桓叔、庄伯、武公三代的努力,颠覆了昏乱的旧晋国、建立了新晋国,正如同周人经过季历、文王、武王三代的努力,颠覆了荒淫暴虐的商朝、建立了周朝。在六十七年的漫长斗争岁月中,曲沃公室很可能采用了与“周得天命灭商”类似的、以“曲沃得天命灭晋”为基调的革命叙事来论证自己进行的一系列刺杀和军事行动的正当性,甚至有可能以此为说辞来争取国际支持(如前七一八年成功获得周王室、郑国、邢国支持),而这种革命叙事在曲沃公室入承大统之后,也就成了新晋国的创业史诗。

  为了迅速提升实力、为颠覆大宗作准备,曲沃公室很有可能也像当年的岐山周政权一样不拘一格任用人才,下面将要讲到的晋献公股肱之臣士篇、荀息(均非近支公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这又为晋献公在禁止“亲人”(近支公族)参政之后大规模任用“外人”(远支公族和非公族)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曲沃公室是靠“造反”夺取的政权,它也具有超强的洞察力去识别新的造反派,并釆取断然措施将其扼杀在摇篮里,从而维护新政权的安全与稳定,正如我们在“晋献公统治的功业和危机”一节中将要看到的那样。

  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看,当其他分封于西周初年的诸侯公室逐渐失去了当年在商朝旧地开拓创业时期的冲劲、干劲,在长期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卿族强盛胁迫的国内环境下变得日渐孱弱之时,晋国以六十七年“二君并立”“内乱不止”为代价,从自己内部孕育出一个志向远大(野心勃勃)、思路开阔(离经叛道)、敢作敢为(手段残忍)、任人唯贤(不恤宗亲)的新公族,在周初分封三百多年后奇迹般地进行自我革命,实现了“新生”。如同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重装系统”后的晋国,披着“长期内乱后的小国、弱国”的伪装,走上了扩张、改革、崛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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