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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改革(三):土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发布时间:2020-06-12 01:27:05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第二项改革重点任务,则是在晋献公、晋惠公一系列既有政策的基础上,将分封土地推行到极致,建立起具有很强激励作用的土地/收入分配制度。

  晋国大量封赏土地给卿大夫始于曲沃武公/晋武公、晋献公时期,由于曲沃武公/晋武公时期的情况没有详细文献记载,因此下面只讨论晋献公。当时晋国强势侵略扩张,攻灭了周围的霍、耿、魏、虢、虞等诸侯国,并且向北、向东与狄人争夺疆土,从而在短期内拥有了大量新国土。此时的晋国面临着与周人灭商后同样性质的问题(当然规模要小得多),那就是如何守卫、开发、治理这些新国土。晋献公采取的办法也与西周初年的周王相似,那就是将这些土地分封给臣下来治理,比如前六六一年灭耿国、魏国之后,将耿国旧地赐给赵夙,将魏国赐给毕万。不过,周初的天下分封,是以基于宗法血缘的姬姓王族分封为主,基于功劳的外族分封为辅;而晋献公的国内分封,是伴随着他杀尽先君群公子、驱逐自己亲生儿子的“无亲”统治进行的,因此分配土地的对象只能是依靠贤德、才能、功劳上位的远支公族和非公族。

  到了晋惠公时期,如前所述,前六四五年,晋国在韩之战中惨败,晋惠公被穆公俘虏扣留在秦国。晋惠公为了洗刷自己当年背弃土地贿赂承诺的恶名、争取国人支持他回国复位,将部分公室直辖的土地赏赐给国人中担任官职的贵族,这就是所谓“作爰田”新政。然而,赏赐“爰田”只能算是国难当头时的权宜之计,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

  晋文公即位之后,明确提出要建立“公室收入来自于贡赋,大夫收入来自于采邑,士人收入来自于禄田(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土地/收入分配制度。这项举措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似乎我们通常理解的春秋时期诸侯国内贵族土地/收入分配制度本来就是如此。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国语》完全没有必要把这句话详细陈述出来作为晋文公/郭偃改革的重要举措。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在土地/收入分配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国语》所提到的其他举措似乎都不足以引发国内紧张局势,以至于促使晋文公动用军队来维护社会稳定。

  我认为,晋文公/郭偃此项改革举措的具体内容,是沿着晋献公、晋惠公的政策导向进一步深化,将公室直辖的土地全部(或至少是绝大部分)封赏给卿大夫和士人,作为他们的收入来源。其中,大部分公室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分配给卿大夫,只要他们的世袭官职没有在政治斗争中被剥夺,这些采邑在实际上就是他们家族的私产;少部分土地以禄田的方式分配给士人,这些禄田也与他们的官职挂钩。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晋文公只是将公室土地委托给卿大夫代管,到后来公室不断衰弱,代管土地收不回来了,才真正成为卿大夫的私家土地。

  在公室直辖土地全部(或至少绝大部分)转变为卿大夫采邑和士人禄田之后,晋国公室的收入构成不再是“直辖土地赋税收入+卿大夫/士人贡赋收入”,而是全部来自于卿大夫、士人的贡赋,实现了“公室收入全部来自于贡赋”,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这次改革之后,大量居住在公室直辖土地上的民众从直属于公室的“公民”转变成为贵族的私家臣隶,这很可能是晋文公/郭偃改革里最引起争议和社会动荡的地方。

  《韩非子》里所叙述的晋文公调集军队,可能就是为了防备这一批地位下降、利益受损的民众造反闹事。

  促使我对晋文公/郭偃改革这项举措具体内容做出上述猜测的,是后来鲁国从前五六二年至前五三七年所进行的“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改革,因为鲁国改革的后果也是公室收入全部来自于卿族的贡赋。

  鲁国公室原本拥有相当数量的直辖土地。这些公室直辖土地(简称“公邑”)和依附于公邑的民众(简称“公民”)既是公室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鲁国左、右二军的军需物资和兵员的来源。前五六二年,执掌鲁国政事的三大卿族——季氏、孟氏、叔孙氏决定要扩大军队规模,成立左、中、右三军。三大卿族决定采取“一家承包一军”的办法来操作此事:首先,将现有的左、右两军分为三份,同时将供养军队的公邑和公民也分为三份,分给三家托管,所谓“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然后,每家毁掉自己分到的三分之二军的原有编制,与自己的私家军队进行混编,补足剩下的三分之一,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成立三军,季氏执掌左军,孟氏执掌右军,叔孙氏执掌中军。

  在如何管理自己分到的公邑和公民的问题上,三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而且在改革早期和后期政策还有所调整。为了简化叙述,这里只简述其后期政策“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季氏的做法是:自己所分得公邑所对应的公民不再向国君交纳赋税,而是直接交给季氏,用以供养季氏“承包”的左军,而季氏私家财政则不需投入,即“季氏尽征之”。这样一来,这部分公邑和公民与公室的经济关系被完全切断,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季氏的私邑和私民。其实季氏一开始就想要求其他两家采用自己的方案,但其他两家在一开始不愿做出这种公开剥夺公室经济来源的事,季氏“各征其军”的设想并没有马上实现。

  叔孙氏的做法是:自己分得公邑所对应的公民仍然向国君交纳赋税,但是公民中的子弟辈青壮年要承担叔孙氏私家臣隶的工作,以作为叔孙氏用私家财政收入供养中军的补偿,即“叔孙氏臣其子弟”。

  孟氏的做法是:自己分得公邑所对应的公民仍然向国君交纳赋税,但是公民中的子弟辈青壮年的一半要承担孟氏私家臣隶的工作,以作为孟氏用私家收入供养右军的补偿,即“孟氏取其半焉”。

  三家之中,季氏以供养国家军队的名义直接截留自己分得公邑/公民原本交给国君的赋税,私家付出最少、对公民剥削最重,因此获利最多。经过了二十五年,到了前五三七年时,季氏已经成为三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家。其他两家终于决定不再硬撑,都采用季氏的方法,三家重新将公邑和公民划分为四份,季氏得两份,孟氏、叔孙氏各得一份,所有公民都直接将赋税交给各自所属的那一家,这样一来,孟氏、叔孙氏管理的公邑、公民也全部转变成为了两家的私邑、私民。三家在满足了自己供养军队、壮大私家的需要之后,再向公室转移支付一部分贡赋,维持公室不至于垮台。这就是所谓“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评价说:“这是导致公室卑微的行动。”

  我认为,鲁国至此实现了公室收入全部来自于三大卿族的贡赋,而这背后的改革就是公邑/公民被分给三大卿族,并从托管逐渐过渡为私有。由此我猜测,晋文公/郭偃的这项年代更早、结果相似的改革举措正是鲁国“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改革的先驱,而它的具体内容应该也包括将公邑/公民以封赏/托管的方式分配给卿大夫家族。

  鲁国公室直辖土地被瓜分是由于三大卿族的巧取豪夺而并非鲁国君主的主动作为,而晋文公/郭偃主动采取彻底封赏/托管公室直辖土地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则是顺应重要卿大夫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所表达的,就是当时有功求赏者的集体利益诉求。据《说苑·政理》的记载:

  晋文公向狐偃询问如何治理国政,狐偃回答说:“分熟肉不如分生肉,分生肉不如分土地。割地分给民众,并增加他们的爵禄,因此君上获得新土地,民众就知道他们也能富足;君上丧失土地,民众就知道他们会因此贫困。古人所谓‘冒死攻入敌阵挑战’,说的就是实行分地政策后达到的效果。”

  晋文公时,狄人有进献大狐皮和文豹皮的,文公长叹说:“大狐、文豹有什么罪过!因为它们身上的毛皮而有了罪过啊。”大夫栾枝说:“土地宽广而不平坦,财物聚集而不分散,难道不是大狐、文豹的罪过吗?”文公说:“好啊!说下去!”栾枝说:“土地宽广而不平坦,人们就要平整它。财物聚集而不分散,人们就要争夺它。”晋文公于是割地分给民众,散发财物以赈济公室以采邑和禄田的方式分配土地给国中贵族,这是各诸侯国都实行的常规制度。然而,从晋献公大规模攻灭小国并将新增土地分封给卿大夫,到晋惠公作“爰田”进一步赏赐公室土地,到晋文公将全部公室直辖土地封赏/委托给卿大夫和士,晋国的贵族分地运动在中原各诸侯国中规模上最大、程度上最为彻底。这一轮始于晋献公、在晋文公时达到高潮的分地运动主要有三类受益者:一类是晋献公根据能力功劳而不是血缘提拔重用的一批远支公族和非公族;一类是晋惠公作“爰田”时重点赏赐和笼络的家族;还有一类是晋文公内政改革时期重用的有功旧族、姬姓贤良、异姓能者,当然,这三类之间可能有很大程度的重叠。

  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晋国,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大量分配土地给有德望、有能力、有功劳的卿大夫,而不是只按照宗法制分配给与国君血缘关系近的公族成员,改变了传统宗法分配模式下“无功受禄”的严重弊端,把贵族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和享受的物质待遇联系了起来,在当时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激励有德才的卿大夫建功立业,推动了晋国的经济军事发展,并且稳固了新开拓的大片疆土,支撑了晋国进一步向各个战略方向开拓的国家战略。

  从整体上看,晋文公内政改革在当时很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缓和了晋献公、惠公、怀公时期过于酷烈的“无亲”统治,同时又坚持了“不用近亲”“尊贤”“尚功”的晋国特色,在晋献公、惠公前期探索的基础上确立了基于贤德、能力、功劳而不是基于宗法血缘的官员任用和土地/收入分配制度,从而迅速稳定了民心和政局,激发了贵族阶层励精图治的积极性,使晋国不仅延续了自晋献公以来虽有波折但从未中断的崛起势头,还驶上了加速发展并走向称霸的“快车道”。

  晋国“不用近亲”“尊贤尚功”的官员任用制度和土地分配制度,从晋国主要卿族的氏称和始祖背景可以看出来。在主要以宗法血缘任命卿官的郑国,著名的“七穆”——罕氏、驷氏、良氏、国氏、游氏、印氏、丰氏都是以卿族始祖的字命氏的,而这七个卿族的始祖(子罕、子驷、子良、子国、子游、子印、子丰)都是郑穆公的儿子。在传统宗法制同样非常强势的鲁国,著名的“三桓”——季氏、孟氏(《春秋》称仲氏)、叔孙氏,都是以卿族始祖的排行命氏,而这三个卿族的始祖(成季、共仲、僖叔)也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晋国中晚期的六大卿族中,赵氏、魏氏、韩氏、知氏、范氏是以封赏的采邑名为氏,中行氏是以官职名为氏。这其中,赵氏、魏氏、知氏、范氏、中行氏都是非公族,韩氏是远支公族。六大卿族没有一个近支公族,充分体现了晋国“不用近亲”的特色;以采邑名、官名为氏,充分体现了晋国轻宗法血缘、重政绩封赏的特色。

  然而,这次改革对于公室的长期“毒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左传》对于鲁国“四分公室”改革的评价“这是导致公室卑微的行动”也完全适用于晋文公/郭偃改革。提拔重用贤德、能力、功劳出众的贵族本没有错,但是,土地是农业国家的根本,公室在给予贵族官职的同时,将土地也全部分配给了他们,这就是主动放弃了制衡、管控贵族的战略资源,从根本上架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一方面,国君将绝大多数直辖土地分配给卿大夫,使得公室不再是国内最大的地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君臣的实力对比,削弱了公室管控卿大夫的底气和能力。另一方面,靠真本事上位的“外人”卿大夫都具有出众的能力和野心,又都有机会合法地获得大量土地,因此,他们一方面积极进取、为晋国霸业做出重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也积极壮大家族实力,其中最优秀的几家逐渐成为世袭卿族。这样发展了几代之后,晋国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公室傀儡化、卿族把持军政实权的局面。

  到了春秋后期,晋国赵、魏、韩、知、范、中行六大卿族全力扩大自家地盘、增强自家实力,相互争斗也不断升级,使得晋国表面上的经济军事总量不断增大,而内部的政治统一度不断降低,逐渐变成了一个“多胞胎孕妇”,六个“国中国”在其体内逐渐成形、互相踢斗。最终,赵、魏、韩三家胜出,撑破母体成为战国三雄,而晋国公室则气绝身亡。

  除了传世文献之外,清华简七《晋文公入于晋》披露了晋文公修明内政的更多细节,包括董理刑狱、减免债务、丰洁祭祀、兴修农田水利等,特别是详细描述了整顿晋军旗帜体系的情况:

  晋文公从秦国进入晋国,穿着端冕母,不论是好的善的、轻的丑的都接见。

  明日早朝,集合国中的老臣,发令说:“因为我从前没能任用诸位大夫修治晋国的政事,命令加紧拘押逮捕释放断案,不要再举债务,四境之内都是这样。”

  明日早朝,发令说:“因为我从前没能任用诸位大夫修治晋国的祭祀,命令养牛羊、养犬猪,具备黍稷酒醴进行祭祀,四境之内都是这样。”

  明日早朝,发令说:“为了发展农业,命令疏浚旧沟渠、增修旧堤防,四境之内都是这样。”

  明日早朝,发令说:“因为我们晋国处在仇敌之间,命令聚集修治先君的乘式车甲,四境之内都是这样。”于是制作旗帜:设立升龙之旗,军队据此前进;设立降龙之旗,军队据此后退;设立左       设立角龙之旗,军队据此交战;设立交龙之旗,军队据此预备;设立日月之旗,军队据此持久;设立熊旗,大夫据此出动;设立豹旗,士人据此出动;设立荛采之旗,侵扰聚粮者据此出动。于是设立三种旗帜来“成至”:远旗表示死,中旗表示用刑,近旗表示处罚。在郊外三次“成之以象”,依靠这些大举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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