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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王室内乱,占据宝地南阳

发布时间:2020-06-12 20:00:06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寄居在郑国的襄王派出使者向各诸侯国告急,这其中既包括只能客套地回答一句“天子在外边蒙受尘土,我们怎敢不奔跑着前来慰问随从官员”的鲁国,也包括正期望通过出兵“勤王”积攒争霸功绩的国和晋国。然而,周襄王却并没有向当时实力最强、参与中原政治最积极、称霸势头最盛的楚成王求救。

  前六三五年春,接到告急文书的秦穆公出动军队到达了河水岸边,应该就是在宗周—成周道的原芮国节点附近,等待着晋文公率军沿着晋都—令狐—原芮国道南下,两军会合后一同沿着宗周—成周道东进中原,护送襄王复位。这时狐偃劝晋文公说:“求得诸侯成就霸业,没有比为王室出力更好的途径了。诸侯会因此信任君主,而且这样做符合大义。继承晋文侯拥立周平王的功业,而且在诸侯中宣扬信义,如今就是最好的机会。”

  《国语·晋语四》记载的狐偃言辞有所不同:

  民众已经开始亲近您,但还不知道大义,君主何不派兵护送周王回国,以此来教导民众懂得大义呢?如果君主不护送,秦国就会护送他回国,那就会失去事奉周王室的机会,又凭什么来求得诸侯成就霸业?不能修养自身的品德,又不能尊奉他人,他人怎么会依附呢?继承晋文侯的事业,建立晋武公的功绩,开拓国土安定疆界,就在于这次了,请君主为此而努力。

  无论是哪个版本,都再次清楚地表明,齐桓公通过“尊王”而称霸的实践经验,已经成为后来称霸候选人信奉的成功不二法门。如果说齐僖公“尊王”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齐桓公“尊王”就是在先君摸石头探出的路径上架起了桥,而晋文公/秦穆公“尊王”则是直接走齐桓公架好的桥,向成就霸业的目的地狂奔。

  晋文公十分赞同狐偃的建议,于是就送钱财给盘踞在晋国东南部的草中之戎和丽土之狄等戎狄部族,打开东进中原的道路,一边派出使者谢绝与秦军一同进发,一边独自率军抄近道东进到达河水以北的南阳地区,武力干预周王室内乱。前六三七年,在招待公子重耳的宴会上,秦穆公面对赵衰代表公子重耳所作的那番谦恭对答,意味深长地说“这个人将依靠自己拥有这些,哪里是单由寡人得到呢!”,可以说是颇有洞察力了。不过即使是秦穆公,估计也没有料到晋文公团队在仅仅两年后,当面对重大机遇时,就敢从“小心翼翼地听从秦穆公的命令”直接跳到“甩开秦穆公单干”,连“与秦穆公合作共赢”的过渡形态都不要了。

  三月十九日,晋军驻扎在阳樊,右师包围了温邑,左师前往氾邑迎接周王。夏四月三日,襄王回到王城。右师攻入温邑抓获王子带,在隰城杀了他以绝后患。四月四日,晋文公朝见周襄王,周王设享礼款待。

  在享礼期间,文公请求王室特批让自己在死后可以按照天子之礼用隧道墓下葬。周王不答应,说:“这样做是违背王室规章的。晋国还没有足以取代周王室的德行,如果天下出现二王并立的局面,也是叔父所厌恶的吧。”周襄王是在拿当下的情况比拟两周之际的周平王与周携王的并立,这其中,周襄王自然是正统的周平王,那晋平公就成了后来被晋平侯杀死的周携王了,所以周襄王会说这“也是叔父所厌恶的吧”。

  为了嘉奖晋国的勤王之功,王室把阳樊、温、原、櫕茅、州、陉、絺、组等八个“南阳”(太行山以南,河水以北)城邑赏赐给了晋国,晋国从此开始试图实际控制南阳地区。

平定王室内乱,占据宝地南阳

  关于周襄王拒绝晋文公的话,《国语·周语中》记载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版本:

  “昔日我的先王拥有天下的时候,划出方圆千里的土地作为甸服,以便供给上帝山川百神的祭品,以配备百姓万民的用度,以应付诸侯不来王庭朝贡和不能预料的灾患。其余的土地则平均分配给公、侯、伯、子、男各级诸侯国,使他们各有安宁的住所,以顺从天地尊卑的等级,不至于遭到灾害。先王哪里打算为自己谋取过度利益呢?他的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足以供奉神灵而已,哪里敢满足放纵自己的耳目心腹之欲而败坏百种制度呢?周王只不过是生前死后享用的衣服器物文采章华与诸侯有所不同,用来君临统治百姓并宣布轻重尊卑的等级罢了。除此之外,周王与其他人还有什么两样呢?

  “现在上天将灾难降临到周王室,我一人也只能守护住王室府库而已,又因为我的不才以致劳动了叔父,但是如果拿先王规定的重大待遇来酬劳我私人从叔父这里所接受的恩德,那么叔父将一面应承一面心生憎恶,从而责怪我一人。如果不是担心这个的话,我一人哪敢吝惜隧道葬礼呢?先民有言道:“改变佩玉就要改变行为。”叔父如果能光扬伟大的美德,来变更姬姓周朝而改换服物,创造新制度在天下推行,自己宣布大功告成,从而收取周王生前死后享用的所有待遇用来安定抚养百姓,我一人即使被流放居住到边远荒地,又能有什么话可说?

  “如果仍是姬姓周王室掌有天下,叔父依然作为周王室的诸侯,以复兴先王规定的职责,那葬礼这样的重大待遇不可更改。叔父继续努力发扬光明的美德,重大待遇将会自己前来,我如何敢为了私人接受的功劳就改变先世的重大典章,以至取辱于天下?要怎么面对先王和百姓呢?又怎么制定政令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叔父自有土地,自行用隧道墓下葬,我怎么能知道呢?”

  出定襄王、开拓南阳是晋文公霸业兴起的标志性事件。晋文公此次请求自己死后能用隧道墓葬礼待遇,让人不由得想起前六五一年齐桓公在葵丘之盟期间准备接受周王优待而不下拜的旧事(参见《齐桓篇》页263)。两次都是称霸强国试图僭越礼制而享受天子待遇,而两次也都是以失败告终,从而最终保全了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主名节。不同之处在于,齐桓公想入非非之时,他早已是劳苦功高、天下拥戴的霸主,僭越的机会是周襄王主动奉送的,而阻止齐桓公的是他的股肱之臣管仲;晋文公则是在称霸路上刚取得了第一场“尊王”大捷,就急不可耐地主动要求王室以特殊待遇回报自己,而阻止晋文公的是他本应尊崇的周襄王。而且,齐桓公如果当时“跟着感觉走”真不下拜,会盟现场的诸侯都看在眼里,他僭越的坏名声马上就会传开;而葬礼是晋文公去世后才会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说,如果周王室答应了文公的要求,双方就此事保密,那么外人就只会知道晋文公尊王有功,而不会立刻知道他已经为自己“预订”了天子级别的葬礼。由此可知,晋文公提出隧道葬礼的要求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事先谋划的结果。孔子说“晋文公诡诈不正派,齐桓公正派不诡诈”,说的就是这两人在行事风格上的显著差异。前面所说的晋文公抛下等在河水边的秦穆公,抄近道南下独占勤王头功,恐怕也是孔子这番评论的依据之一。

  如果回顾一下前文,河水以北的南阳地区是西周时畿内国苏国的疆域,春秋初年平王东迁后在表面上被王室收编,与河水以南的王城地区在名义上共同构成东周王畿。当年,对于威望崩塌、治理能力衰弱的周王室来说,南阳地区和自己真正能够有效统治的河南王城地区之间隔着河水,而当时对南阳地区仍有很大实际控制权的苏子(苏国君主)又不愿意放弃“地头蛇”地位,不愿意与河水以南的王畿真正实现“一体化”,因此南阳地区一直是王室的“问题资产”,王室、苏国之间矛盾摩擦不断。在前七一二年,周桓王抓住郑庄公“尊王”的时机,将这一地区十二个城邑打包“赐给”郑国,而从郑国手里换来四个邻近王城地区的城邑(详见《齐桓篇》页124)。

  南阳在名义上归属郑国之后,位于河水以南、距离更远的郑国同样无力进行有效统治,其中的盟、向二邑挑头不服郑国、兴兵作乱,前七〇五年被郑人率诸侯讨伐后又向周王室求救。周桓王出来收拾局面,将盟、向民众迁到河南王畿居住(详见《齐桓篇》页147)。然而,此后苏子与周王室矛盾仍然不断,前六七五年王子颓之乱时,苏子成为乱党的靠山(详见《齐桓篇》页209)。此后南阳地区虽然名义上重新属于王室,但仍然不像河南王畿那样稳固,前六三六年又成了王子带叛乱的根据地。到了前六三五年,周襄王一方面深知王室无力管控河水对岸的南阳,另一方面又想要巴结和安抚做出“尊王”姿态、但又野心勃勃的晋文公,而南阳地区对晋国南下争霸又非常有利,于是顺水推舟,将这块王室始终无力消化的“问题资产”奉送给晋国。

  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南阳地区位于豫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土地肥沃,水系密布,春秋时期的气候也比现在温暖,是中原重要的农业区。从军事地理角度看,南阳地处中原核心地带,北有太行山,南有河水,周道网络中的成周—卫—齐道西段就在境内,而周道网络总枢纽之一的成周就在河水对岸,是晋国南下中原争霸的“前进基地”。占据南阳之后,晋国向南渡过河水,便可利用便利的周道网络快速进军征伐中原诸国,若战事不利则可据河水防守,即使河水防线失守,还可退居太行山防线继续防守,从而形成了狐偃所描述的以河水为天然护城河、以太行山为天然城墙的“表里山河”形势。晋文公能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与齐桓公比肩的第二位正式中原霸主,原因之一是大力修明内政、激发国内臣民的活力,原因之二就是即位仅一年后,就从周王室那里获得了占据南阳地区的“许可证”,并最终吞并了这块背山面河的“风水宝地”。

  晋国实际占领南阳地区的过程并不顺利。比如说,晋人在接收阳樊的过程中就遭遇到当地民众的抵抗,晋人于是包围了阳樊。阳樊守主苍葛宣言说:“用美德柔服中原地区的民众,用刑杀威慑四方的夷狄,这才是我们所认同的霸主行为准则,而晋国竟然用武力威慑王畿的民众,我们当然不敢服从。这里的人谁不是周王的亲戚,晋国竟敢俘虏我们吗?”晋人最后将阳樊民众迁出后,才占领了这座城邑。

  关于苍葛的言论,《国语·周语中》记载了一个更加详细的版本:

  周襄王从郑国回到王城,将阳樊赐给了晋文公。阳樊人不肯服从晋国,晋文公率军包围了阳樊。仓葛大声喊道:

  “周王因为晋君能布施恩德,所以把阳樊赐给晋君作为犒劳。阳樊人怀念周王的恩德,所以还没有服从晋国。我们以为您将布施什么德惠来关怀柔服我们,使我们不产生叛离的心。现在却要泯灭我们的宗庙,蔑视杀戮我们的民众,无怪乎我们不敢服从啊!

  “三军的用处,应是蛮、夷、戎、狄骄横放纵不恭顺,因而要投送武力。现在这个羸弱的阳樊,只不过是不习惯君主的政令,所以没有应承命令。君主如果施加恩惠给我们,只要派遣官吏前来征召就可以了,我们怎敢违抗命令,何必调动大军?

  “君上这般耀武扬威,难道不会亵玩武力而使将士困顿吗?臣听说:‘武力不可滥用,文德不可藏匿。滥用武力就没有功业,藏匿文德就无法光大。’阳樊不再承担王室甸服的义务,又遇到君主滥用武力,臣因此而惧怕。否则,我们岂敢只顾自己而不服从呢?况且阳樊,哪有关系疏远的边民,而都是天子的父兄甥舅,为什么要虐待我们呢?”

  晋文公听了这些话,说:“这是君子所说的话啊!”于是让阳樊居民迁出。

  《国语·晋语四》的版本又有所不同:

  阳樊人不愿归服。文公派军队包围了它,准备残杀阳樊的民众。仓葛大喊说:“您帮助周王恢复王位,是为了遵循礼制。阳樊人由于还不习惯您的德行,因此不敢接受您的命令。您就要屠杀他们,这不是又违反了礼制吗?阳樊人有夏、商遗留下来的典章,有周王室的驻守军队,由樊仲及其后人守卫。城里的人,不是樊氏的属官,就是王室的父兄甥舅。您安定王室却残害王室的姻亲,民众怎么会依附呢?我私下斗胆向军吏陈说此情,请您仔细地考虑!”晋文公说:“这是君子说的话啊。”于是就下令放阳樊的百姓出城。

  综合三个版本,我认为当时的情况是:

  阳樊拒绝服从晋人官吏的命令,使得晋人接收南阳的行动遭遇挫折,难以继续推进。晋文公高度重视,亲自率军包围阳樊。双方对峙不断升级,急于求成的晋文公已经准备要强攻阳樊并屠杀顽抗的民众。就在局势将要失控之时,阳樊守主苍葛在城上大声疾呼,教训晋文公,使他悬崖勒马,最终以和平方式将城内军民迁出。

  阳樊这一役,实际上是给开始全力介入中原事务的“新人”晋文公上了一堂“称霸常识课”,告诫他光靠军事手段是不够的,要遵循齐桓公开创的“尊王守礼”“以德服人”策略,才能使中原民众真心归服。

  当年秋天,秦、晋率军讨伐鄀国。楚申公斗克、息公屈御寇率军在鄀国都城商密的城外戍守。这次行动中,秦军抢先经过析邑(23),从丹水回曲之处进入鄀国境内,然后捆绑军中徒役,把他们伪装成被俘虏的析人,押着这些假俘虏包围了商密,黄昏的时候逼近城墙。到了夜里,秦人挖坑、歃血、埋盟书,故意做出一个与楚军主帅斗克、屈御寇盟誓的现场给商密人看。商密人害怕了,说:“秦人夺取析邑了!戍守的楚人反叛了!”于是投降了秦军。秦军趁机打败了戍守的楚军,俘虏了斗克、屈御寇回国。楚令尹子玉追击秦军,没有追上,于是率军包围了陈国,并且把先前被陈国逐出的顿子送回顿国。

  此时秦、晋两国,虽然表面上还算是合作关系,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称霸的竞争。本年早先时候,晋文公背弃了与秦穆公共同勤王的约定,从南阳地区抄近道渡过河水,独自包揽了“尊王”平定王子带之乱的全部功劳,可以说是先胜一局。这次秦、晋联手南下,表面上是讨伐鄀国,其实是在挑战鄀国背后的南方霸主楚国。从上文叙述可知,本次军事行动,秦军是绝对的主角,这很可能是秦穆公试图通过“攘夷”扳回一局的仓促举动,而已经名利双收的晋人也知趣地甘当陪衬,以维持表面上的“秦晋之好”。

  晋文公当时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占领南阳地区上。冬天,晋文公率军包围另外一个拒绝归服的原邑。他充分吸取了本年早先围攻阳樊被守主苍葛斥责、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的教训,将此次围城行动当作一个“以德服人示范项目”来实施。晋文公事先下令,围城军队只带三天粮食。三天后原邑不投降,晋文公命令军队撤离。城中间谍出来,说:“原邑马上要投降了。”军吏说:“请君主再等等。”晋文公说:“诚信,是国家的珍宝,民众的庇护。得到原邑而失去了诚信,还怎么庇护民众?继续围城失去的更多。”晋军撤退三十里之后原人就投降了。晋人将原伯迁到晋邑冀居住。

  晋文公围原与先前围阳樊的做法大相径庭,每个举动、每句话都符合周礼,意在树立诚信形象,占据道德高地,一看就是事先精心策划的结果,“表演”痕迹很重。从这以后,晋文公走上了“崇德守礼”“尊王攘夷”的称霸正道。

  南阳地区基本平定后,晋文公任命赵衰为原邑大夫,任命狐偃哥哥狐毛的儿子狐溱为温邑大夫,这正是晋文公重用异姓能者(赵氏)、有功旧族(狐氏)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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