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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晋文霸业总论

发布时间:2020-06-13 22:32:46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霸道,就是霸主之道;霸政,就是霸主之政。根据《左传》等传世文献的记载,霸主的正式称谓是“侯伯”。周代家国同构,“伯”字源于家中兄弟排行,也就是今天说的“老大”“大哥”。所以,“侯伯”说得文雅点就是“诸侯之长”,说得通俗点就是“诸侯的老大”“诸侯的大哥”。一般认为,“霸”是“伯”的假借字,《国语·郑语》说“齐庄、僖于是乎小伯”,“小伯”就是“小霸”。

齐桓晋文霸业总论

  霸主之道,也就是霸主管控国际秩序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霸主之政,也就是霸主管控国际秩序要承担的主要任务。春秋时期的中原霸道/霸政发端于齐僖公、郑庄公“小霸”,发展于齐襄公“小霸”,在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期基本定型,在晋国长期称霸时期进一步调整变化。我们接下来归纳总结的霸道基本原则和霸政主要任务,主要来自于齐桓公、晋文公这两位春秋前期无争议霸主的霸业实践。不过在此之前,还要再做两点重要的说明:

  第一,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政

       霸道是有所区别的。具体说来:齐桓公称霸,从前六七九年诸侯尊奉齐桓公为霸主到前六四三年齐桓公去世,长达三十六年。在此期间,齐桓公领导的齐国独自北上讨伐山戎解救北燕、缓解中原戎患;率领诸侯解救遭受赤狄围攻的卫国、邢国将其安置在齐国西境,解救遭受淮夷侵扰的杞国将其安置在齐国东境,以限制自身开疆拓土为代价“存亡继绝”;率领诸侯南征楚国,适可而止订立召陵之盟,奠定了中原霸业的“攘楚”基调;坚持周代宗法制“父死子继”原则、采取稳健手段平定鲁国内乱,坚持“不易树子”原则、率领诸侯制止周惠王废嫡立庶图谋。然而,齐桓公/管敬仲一死,齐国霸业随即中衰,终春秋之世未能再次称霸。总而言之,齐桓公霸道以“模拟”西周王道政治为指向,是带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霸道,文胜于武的霸道,付出大过获利的霸道,不可持续的霸道,也是后世儒家最为认可的“正而不谲”的霸道。

  晋文公称霸,即使从前六三五年出定襄王到前六二八年晋文公去世,也只有七年。在此期间,晋文公领导的晋国背弃与恩主国的约定独自南下中原平定王子带之乱,在胜利之后向周襄王提出要享受天子葬礼的请求,而且得到了南阳地区作为酬劳;组织包括群戎在内的军队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国,确立了晋楚争霸的基本格局,在胜利之后得到周王册命霸主作为酬劳,在此期间一度灭了同姓诸侯曹、卫,组织卫成公-元咺对讼并为臣执君,并命令周襄王到南阳地区狩猎以彰显自己的霸业成就。晋文公去世后,晋襄公联合姜戎在殽之战中击败秦国,从此晋国霸业绵延百年,直到春秋晚期随着晋国内部卿族分裂而告终。总而言之,晋文公霸道以开南北争霸政治为指向,是带有鲜明现实主义色彩的霸道,武胜于文的霸道,获利与付出相当甚至大于付出的霸道,可持续的霸道,也是后世儒家多有批评的“谲而不正”的霸道。

  第二,这套霸道

       霸政最为人熟知的两个特征——“尊王”“攘夷”并不是楚国这个头号争霸大国所能认同和推崇的。

  首先,“尊王”是尊周王,而楚君自熊通称王(楚武王)以来,就一直与周王分庭抗礼,二王并立。对楚成王来说,没成为霸主时一直是王,如果城濮之战打败了晋文公,真成了中原霸主,难道反而要降级成为诸侯,尊奉自己一直蔑视的周王吗?我们已无法得知楚成王对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想的,然而从楚国第二个争霸高峰时期楚庄王派人到周王室去问九鼎轻重的事实来推测,楚国一旦称霸成功,绝不会尊周王,而将取而代之,推行新王道,霸道自然也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其次,自从齐、楚南北对峙局面形成之后,“攘夷”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攘楚”。如果楚成王成了中原霸主,他应该会将楚国从“荆蛮”升格为华夏正常国家,而“攘夷”恐怕也会被王道政治中更为大气的“柔服四夷”所取代。当然,历史无法假设,城濮之战楚国战败,晋国接替齐国成为中原霸主,中原霸道/霸政也因此得以存续直至春秋晚期。

  一、春秋前期中原霸道的四条基本原则

         春秋前期中原霸道的基本原则有四条,即“作伯”“怀仁”“行义”“求同”。

  (一)作伯。霸主作伯,也就是在同盟诸侯中“当老大”“当大哥”。用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做比方,周王是年迈已管不了事的老父亲,霸主是家中张罗公共事务、爱护教训诸弟的长房大哥,其他同盟诸侯则是其他房的诸弟。一方面,诸侯君主要行霸道,自然要有“当老大”的志向和担当,也就是不满于“独善其国”,而是想要“兼济天下”,担负起原来由周王室承担的管控责任,提供原来由周王室提供的“公共产品”。因此,称霸是有实力的大国英主才能够承受的“奢侈品”,宋襄公就是因为宋国实力不济又要强行称霸,才落得兵败身死的悲惨下场。另一方面,诸侯君主要行霸道,还要有“尊老父”的智慧和气度,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还不具备当年周文王、周武王的大功大德,克制住自己想要废周王而代之的欲望,至少在表面上继续谨守诸侯的位分和礼制。因此,称霸是知进退的大国英主才能答好的“考卷”,无论是齐桓公还是晋文公,都曾经动过僭越的心思,差点就毁掉了自己霸主的美誉。总而言之,做一个让老父安心、让诸弟归心的好大哥,是霸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怀仁。霸主怀仁,不是泛泛的“爱护他人”,而是要落实到以具体举措来捍卫华夏诸侯的利益,增进他们的福祉。齐桓公/管仲心忧天下诸侯,北伐山戎、南征楚国、平定鲁乱、拯救卫邢,得到中原诸侯的拥戴和感念,在惠爱诸侯方面为后世霸主树立了一个难以超越的典范,所以不轻易以仁许人的孔子会大力赞扬齐桓霸业“总设计师”管仲的仁德,充满感情地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都会披散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夷狄了”(《论语·宪问》)。晋文公在这方面虽然没有达到齐桓公的高度,但在他执政期间,“自己的宫殿矮小,没有可供观望的台榭,用省下的经费扩建诸侯使者居住的馆舍”“宾客到了馆舍就像回家一样,哪还有什么灾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也留下了让小国感念的仁德事迹。

  (三)行义。霸主行义,不是泛泛的“主持正义”,也不是僵化地推行西周时周王室制定并推行的周礼,而是制定和执行一套带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公约。公约里的国家行为准则和国际关系准则都是根据春秋时期的现实状况和现实问题制定的,具有较大的妥协性和较强的针对性。就拿“阳谷倡议”“葵丘公约”里都提到的“不要换掉已经树立为继承人的儿子”来说,一方面,这项属于国内行为准则的规定并不追究这个儿子是否是嫡子、立为继承人的过程是否符合周礼,给各国公室留下了足够的内政操作空间;另一方面,这项规定针对各国废立继承人引发内乱、从而危及国际秩序稳定的现实问题提出禁止性要求,一来试图能防患于未然,二来在果真出现内乱时能为霸主组织的武力干预行动提供国际法依据。

  (四)求同。春秋前期中原霸业的核心内容,就是齐桓公建立了霸主管控的中原国际新秩序,而晋文公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秩序。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春秋前期霸主国管控中原诸侯国的模式,并不是“霸主发令,诸侯执行”,而是“霸主召集诸侯会盟,达成共识后一起执行”,带有很明显的协商求同性质,这也是春秋前期中原霸道的重要原则之一。

  参加霸主召集的诸侯会盟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列国”,常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有鲁、卫、宋、郑、陈、蔡、许、曹、邾、莒等国。这些国家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也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疆拓土,通过吞并周边小国不同程度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只不过,由于这些国家处在中原腹地,无法通过驱除夷狄来获得大片领土,所以他们的扩张潜力要比晋、楚、齐、秦要小。从实力上说,春秋前期霸主国与这些诸侯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远小于西周前期王室与这些诸侯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而这种实力层面的现状就奠定了春秋时期霸主国要通过协商求同来管控国际秩序的基本格局。

齐桓晋文霸业总论

  由于霸主国没有西周时期周王室那样足以管控天下(至少是中原地区)的绝对实力,因此霸主国也没有周王室那样直接号令诸侯的权威。所以,当霸主国需要开展某项外交或军事行动之前,他总要召集列国代表开会商议,主要通过协商求同的方式得到支持,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并且用盟誓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共识,然后在共识的基础上率领诸侯一起尊王、攘夷、平乱、救患、讨罪。在遇到某个列国表面接受盟誓、但事后又反悔背弃盟誓的情况时,霸主有时不得不多次为同一议题举行诸侯会盟,比如说齐桓公为了使郑国服从齐国,就举行了多次会盟。

  通过这种谋求共识的诸侯会盟和后续践行共识的联合行动,中原主要诸侯国结成了一个以霸主为核心的“中原命运共同体”,共同体内的成员国一方面要按照霸主国的倡议和命令承担自己的各项成员义务(例如出兵参与联合军事行动),一方面享受霸主带领其他成员国为自己提供的各项服务(例如平定本国内乱)。

  二、春秋前期中原霸政的八项主要任务

      春秋前期中原霸政的主要任务有八项,即“尊王”“攘夷”“主会”“平乱”“救患”“讨罪”“裁决”“立约”。

  (一)尊王。尊王是处理诸侯和周王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霸主率领同盟诸侯,共同尊奉周王继续担任天下名义上的共主。东迁后的周王室已经如此落魄,强大的齐国、晋国却还要尊奉他,是因为它们的实力、功绩、德望还不足以成为新王者,却足以做周王的代理人。“尊王”不仅是一种政治态度和口号,也体现在许多具体行动上,比如以王室命令作为重大会盟和讨伐行动的依据,并邀请王室代表参与;迎娶王室女子作为国君夫人;为周王室从各诸侯征收贡赋;带领诸侯戍守王畿、修缮王室城邑等。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当“周王不像个周王”,也就是现任周王带头违背先王制定的周礼时,霸主有可能会为了维护先王之制而反对现任周王。霸主这样做时,他也是在“尊王”,只不过这时他尊的是先王之制而不是现任周王。比如说,前六五五年时,霸主齐桓公召集诸侯在首止会见王太子郑,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周惠王及其王后想要废掉太子而改立受宠少子的图谋,因为这样做违背了先王之制中关于王位继承的基本规定。不过,这种实质性的“尊王”只是在齐桓公时期偶有体现;到了晋国称霸之后,“尊王”基本上已经是霸主偶尔为之的形式主义表演了。

  (二)攘夷。攘夷是处理华夏和蛮夷戎狄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霸主独自或组织中原诸侯抵御蛮夷戎狄的入侵,或是主动讨伐戎狄以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是霸主提供的一项以“服务”性质为主的“公共产品”。在春秋早期,中原“攘夷”的重点对象是来自于北方的北戎/山戎和赤狄,以及盘踞在王畿附近伊水、雒水流域的多部戎人。从前七二七年齐桓公率诸侯伐楚开始,中原“攘夷”的重点转变为“攘楚”。虽然在宋襄公兵败身死之后,楚成王领导下的楚国曾有机会“洗白”成为正常国家,然而城濮之战晋国战胜之后,楚国又被打回“荆蛮”原形,而从此“攘夷”也几乎成为了霸主晋国对楚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说辞。需要指出的是,华夏和蛮夷戎狄的关系并非只有对抗一种选择,比如说,晋国与位于其南部边境的姜戎和位于伊水、雒水流域的陆浑戎就进行了长期的战略合作。

  (三)主会。主会是指霸主组织召集诸侯开会(会后常有盟誓仪式),以订立盟约、调解争端、商议重大国际议题、制定联合征伐方案,在集会期间还可能举行阅兵、“国际法庭”审判等活动,可以说是霸主提供的一项兼具“管控”和“服务”性质的“公共产品”。比如说,齐桓公被周王室正式任命为霸主之后召集举行了十次诸侯会盟,会议主题包括攘夷(阳谷之会谋伐楚)、平乱(首止之会谋宁周)、救患(柽之会谋救郑)、立约(葵丘之盟定公约)、寻盟(牡丘之盟寻葵丘之盟);晋文公被正式任命为霸主之后召集举行了三次诸侯会盟,会议主题包括尊王(践土之盟宣誓共奖王室)、讨罪(温之会讨不服、翟泉之会谋伐郑)、裁决(温之会裁决卫国君臣纠纷)、寻盟(翟泉之盟寻践土之盟)。

  (四)平乱。平乱是指霸主运用外交、军事手段干预政局失控的诸侯国(含周王室)的内部事务,以求平息政治动乱、恢复政权稳定,可以说是霸主为同盟诸侯提供的一项兼具“管控”和“服务”性质的“公共产品”。诸侯内乱按原因分主要有二类,第一类是君位继承安排出了问题,第二类是君臣关系出了问题,前者比如鲁公子庆父之乱、晋里克之乱等,后者比如宋华父督之乱、卫元咺之乱等。《左传》记载的第一个成功的“平乱”案例,就是“小霸”齐襄公率诸侯平定卫左右公子之乱,使得流亡在外的卫惠公得以归国复位(参见《齐桓篇》页173)。

  (五)救患。救患是指霸主独自或组织诸侯救助遭受自然灾害或戎狄荼毒的诸侯国(含周王室),可以说是霸主为同盟诸侯提供的一项以“服务”性质为主的“公共产品”。春秋时期最为人乐道的霸主“救患”案例,应该是齐桓公率领诸侯紧急救援被赤狄围攻的卫国、邢国,并帮助流亡的国人异地复国、重建家园(参见《齐桓篇》页241)。

  (六)讨罪。讨罪是指霸主独自或率领诸侯对某同盟诸侯国违反国际公约的行为进行惩罚,可以说是霸主为同盟诸侯提供的一项以“管控”性质为主的“公共产品”。“讨罪”经常与“平乱”交织在一起,因为要想真正平息政治动乱,就必须惩处“乱臣贼子”之罪。不过,自晋、楚争霸格局形成之后,中原霸主晋国最常发动的武力讨罪行动,则是讨伐郑国这个中间地带“二心国”的叛晋服楚之罪。

  (七)裁决。裁决是霸主国承担起类似于“国际法庭”的责任,对同盟诸侯提交的国内或国际争端进行审判或仲裁,可以说是霸主提供的一项以“管控”性质为主的“公共产品”。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霸主国际法庭”第一次行使功能,是温之会期间审理和裁决卫君成公与卫卿元咺之间的纠纷(参见页250)。

  (八)立约。立约是指霸主在处理具体国际事务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建设,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立同盟诸侯都要遵守的一系列国家内政准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可以说是霸主提供的一项以“管控”性质为主的“公共产品”。霸主为具体议题组织的历次会盟中达成的盟约可以看作是专题性的国际公约,而前六五一年葵丘之盟的盟约则是春秋时期第一个“集大成”的国际公约,标志着齐桓霸业达到巅峰。

  三、齐桓晋文霸业的历史地位

      自从周人灭商,并通过分封天下诸侯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政权之后,“平天下”就成为了中国古典政治的顶级大业。当然,从后代大一统政权的角度来看,周人1.0版“平天下”的水平是不高的:一方面,周王室能够有效管控的区域向南最多到达淮河,楚国、徐国等南方大国虽然名义上接受周人封号,实际上是与周王并立的王国;另一方面,就算是在周王室能够有效管控的区域,它能够实施的管控也是间接的、间断的、较为粗放的,主要通过诸侯君主定期朝见周王、王室向诸侯国征收岁贡、王室讨伐作乱诸侯国等方式加以实现。

  前二二一年秦人灭六国,并通过在天下设立郡县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政权,再次成就了“平天下”大业。与周人相比,秦人2.0版“平天下”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方面,秦政权能够有效管控的区域北到长城沿线,南到南海之滨,将周人一直想要统一的“南土”完全囊括在内;另一方面,在秦政权能够有效管控的区域,它所实施的管控是直接的、连续的、较为精细的,主要通过中央—郡—县—乡—里—什伍的庞大官僚体系加以实现。

  如果我们把春秋前期的齐桓晋文霸业放在从1.0版“平天下”大业崩溃(前七七一年)到2.0版“平天下”大业成功(前二二一年)这一长达五百五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齐桓晋文霸业是2.0版“平天下”大业的启动阶段。具体说来,齐桓晋文霸业从如下三个方面勾勒了2.0版“平天下”大业的基本框架,规划了春秋后期及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

  第一,齐桓晋文霸业明确回答了诸侯国能不能“平天下”的问题。简而言之,齐国、晋国先后“平中原”的霸业实践表明,诸侯国完全有能力成就“平天下”的顶级大业。

  在西周晚期之前,周王室严格控制东土诸侯国的规模,就算是卫、鲁、晋、燕、齐这样的“列国”,其疆土面积也不过是“一同”(方百里),根本无法与王畿疆土面积达到“一圻”(方千里)的周王室相抗衡,这时期的诸侯国是无法想象“平天下”这种专属于周王室的丰功伟业的。

  然而,周王室崩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宣告终结之后,各主要诸侯国纷纷抓住顶层管控者缺位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开疆拓土和内政改革迅速壮大自身实力。这些诸侯国中的佼佼者齐国、郑国很快脱颖而出,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尝试性地扮演先前由周王室扮演的顶层管控者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逐渐从创新变成常态,最终由齐桓公率先称霸,摘得“平中原”的桂冠。

  齐桓公能有效管控的“中原”实际上大概就是西周时周人能有效管控的“天下”,而齐桓公管控诸侯国的主要手段是诸侯国君朝见齐桓公、诸侯国君参加齐桓公组织的会盟、齐桓公向诸侯国君征收贡赋、齐桓公征伐不服管控的诸侯国,其实与周王室管控诸侯国的方式也没有本质的不同,虽然前者由于身份的限制,要更加重视协商和共识。实际上,在葵丘之盟期间,齐桓公已经有了僭越周王的欲念,认为自己已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过,当时南方楚国正在北上进逼中原,已经无法被中原诸侯排除在国际政治主场之外,真实的“天下”已经不得不将南土包括在内。

  齐桓霸业的成功,可以说是“诸侯国能够成就‘平天下’大业”的“概念验证(proof-of-concept)实验”,它在晋、秦、楚、宋等国君主心中都激起了超越本国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成就更大功业的欲念。可是,齐桓公去世后齐国迅速丧失霸主地位,因此,诸侯国是否能稳定地“平中原”都成为了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但是,在中原霸主缺位十一年之后,受到齐桓霸业激励的晋文公不仅再次“平中原”,而且开启了晋国长期称霸的序幕,这使得晋国可以开始严肃地设想去夺取并长期治理一个更大的天下。实际上,晋文公刚取得平定周王室内乱的初步胜利、称霸中原还只是个奋斗目标的时候,就已经想要通过要求隧道葬礼的曲折方式僭越周王,这说明,晋文公“平天下”、当新王的欲念比齐桓公还要更强烈。

  就在齐国、晋国先后“平中原”的同时,南土大国楚国通过大肆侵略扩张、率先实施中央集权的县制等有力举措,一直在稳步推进“平南土”伟业,而且在南土范围内根本看不到实质性的对手,成功只是时间问题。这个不被中原诸侯所认同、但同时又对自己信心满满的大国在春秋初期就已经通过楚武王称王表明了自己将要“平天下、做新王”的远大志向,后来又在前六〇六年楚庄王问鼎中原时非常明确地将这种志向表达了出来。

  到晋襄公殽之战稳定了晋国中原霸业之后,晋国和楚国都已经明确了接下来的总体战略:那就是在各自巩固“平中原”和“平南土”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消灭对方来实现比周人更高水平的“平天下”,这个“天下”既包括周王室曾经有效管控的中原,也包括楚国所在的南土。如果晋国取胜,那么他将完成“从中原霸主向天下王”的飞跃;如果楚国取胜,那么它将完成“从南土王向天下王”的飞跃。

  当然,当晋国和楚国为“平天下”而长期争战的时候,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秦国,这个曾经在秦穆公时期也曾“不自量力”地想要东进中原参与称霸、却被晋国打得大败而归的国家,也同样怀揣着和晋国、楚国一样远大的“平天下”梦想,并最终将其变为现实。

  第二,齐桓晋文霸业初步回答了诸侯国中谁能“平天下”的问题。齐国、晋国先后“平中原”的实践表明,日后最有可能成就2.0版“平天下”大业的,应该是位于中原腹地外围的、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大国。

  在整个春秋前期,各主要诸侯国都或多或少地通过吞并周边小国来开疆拓土,诸侯国的数量急剧减少。然而,对于中原腹地的鲁、卫、郑、宋等中等国来说,灭了周围一圈小国之后,就已经和其他中等国接壤了,进一步开疆拓土的难度变得很大;而对于位于中原外围的晋、楚、齐、秦四国来说,晋国在北、东两个方向上,秦国在北、西两个方向上,齐国主要在东这个方向上,楚国在西、东、南三个方向上,都没有其他主要诸侯国阻挡,可以通过吞并小国和驱逐夷狄实现大规模的开疆拓土。

  两组国家所处的地缘形势如此不同,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晋文公称霸之时,晋、楚、齐、秦四大国占据中原外围的北、南、东、西四方,包围着鲁、卫、郑、宋、陈、蔡等一系列中等国的格局已经形成。在此之后,主导历史进程的必然是外围四大国,这在当时各国高层人士看来已无悬念。正因为如此,所以前五四六年,晋、楚、齐、秦四大国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就直接给其他诸侯发通知,叫它们来参加弭兵之盟,因为一旦四大国敲定了,这件事就成了。

  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战国七雄之中,除了最晚加入、一直也没有进入主场的燕国,一直身处兼并战争主场的齐、楚、秦、赵、魏、韩六雄全部来自于春秋四大国(其中赵、魏、韩来自于晋国的分裂),而最终统一天下的秦国也来自于春秋四大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国时期大国兼并战争的基本形势,其实在春秋前期齐桓晋文霸业之后就已经确定了。

  第三,齐桓晋文霸业初步回答了“平天下”是靠“文统”还是“武统”的问题。从晋文公通过两场战争“平中原”开始,战争在“平天下”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得到强化,“武统”逐渐成为大国重新统一天下的唯一选项。

  西周灭亡是一场发生在关中盆地的局部动乱,基本上没有波及到处在关东地区的各中原诸侯国。中原诸侯国贵族和民众长期享受周王室提供的安全保障,没人愿意陷入、甚至没人能够想象一场像战国时期那样你死我活的兼并战争,他们都渴望在一种与旧秩序类似的、有顶层管控者的、以和平为基调的国际秩序下生存和发展。齐桓公团队抓住了中原各国贵族和民众向往旧日和平的人心所向,在“平中原”的过程中重视采取“文统”的手段,所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最终以一场完全和平的、“既盟之后,言归于好”的葵丘会盟来宣示中原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然而,齐国的接班者是一直在太行山以北凭借武力侵略扩张、为保政权稳定不惜杀尽亲人、尚武精神十分突出的晋国。在晋献公大举攻灭小国、晋惠公“作州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基础上,晋文公在即位之后立即建立起一套“先军政治”色彩浓厚的军卿领导体制,同时全力扩军备战。晋文公之所以能够在四年时间内“平中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采取的手段是成败分明、高下立见的战争:先是前六三五年第一次率军南下平定周王室内乱,向中原各国显示晋国的威力;然后在前六三二年再次率军南下侵曹、伐卫,最终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赢得周王室和中原主要诸侯国的一致拥戴,成就“平中原”的伟业。

  晋楚城濮之战不仅是晋文公的“平中原”之战,也是晋楚两国为“平天下”而展开争夺的第一战。不过,在将近一百年的争霸战争中,晋楚双方势均力敌,最终晋国走向分裂,没能完成“从中原霸主向天下王”的飞跃;楚国也走向中衰,没能完成“从南土王向天下王”的飞跃。进入战国时期之后,七大国在春秋时期晋楚百年争霸战争的基础上,以决绝的态度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兼并战争,最终由春秋时国力较弱、战国时改革又较迟的秦国成就2.0版“平天下”顶级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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