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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结葵丘公约:齐桓霸业的巅峰

发布时间:2020-06-14 22:58:08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前六五一年,在成功稳定王室、收服郑国之后,齐桓公与王室卿士周公孔、宋襄公、鲁僖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在宋地葵丘举行会盟。此次会盟的主题并不是为了某项急迫的国际事务,而是重温先前盟誓,增强友好关系,订立国际公约,实质上就是一次“齐桓公霸业总结表彰大会”。

缔结葵丘公约:齐桓霸业的巅峰

  对齐桓公感恩戴德的周襄王派周公孔将王室祭礼上供奉过的祭肉赐给齐桓公,说:“天子祭祀文王、武王,派遣我把祭肉赐给伯舅——”齐桓公准备下阶行跪拜之礼,周公孔说:“——还有后面的命令。天子派我来传达说:‘因为伯舅年纪大了,要加倍慰劳,在常礼之上加赐一级礼遇,无须下拜!’”齐桓公回答道:“天子的威严距离我的脸不到八寸,小白我岂敢贪念天子的赐命而真不下拜?如果不下拜,我担心会在下面跌倒,给天子带来羞辱。岂敢不下拜?”于是下台阶,行拜礼,再上台阶,接受祭肉。据《管子·大匡》的记载,王室还赐给桓公赏服、大车、九条飘带龙旗、渠门赤旗。年迈的桓公坚持下堂拜受周王赏赐的“尊王”行为赢得了天下诸侯的拥戴。

  据《孟子·告子下》的记载,葵丘之盟的仪式与普通盟誓有所不同,诸侯们捆绑了牺牲,把盟约放在上面,却并没有歃血。这次的盟约也与一般盟誓仅就某项具体议题进行约定不同,而是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国际公约”性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葵丘公约”。

  公约第一条是:“诛责不孝之人,不要换掉已经树立为继承人的儿子,不要把宠爱的妾立为正妻。”

  这第一条是在“阳谷倡议”第三条“无易树子”、第四条“无以妾为妻”基础上扩展而来,是要求各国公族和卿大夫族遵守的行为准则。前代大量公族和卿大夫族内乱的案例早已证明:一、不孝敬君父的儿子最有可能做出弑君弑父的暴行,而儿子不孝也是君父废黜他的常用理由;二、换掉已确立的继承人和立宠妾为正妻都是根据君主或权臣的个人好恶来做决定,而不是遵循统治阶层有共识的礼制流程做决定,必然存在具有很大的系统性风险;三、君父换掉已确立的继承人和立宠妾为正妻之间有密切联系,往往是由于宠爱某妾和她所生的儿子,才会做出废黜太子和正妻的举动。这一条以禁令的方式,从儿子和君父两个角度来约束各国公室和卿大夫家族,试图从源头上减少高层内乱的发生,也为一旦发生内乱时霸主率领诸侯进行干预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第二条是:“尊重贤人、培育人才,来表彰有德的人”。

  春秋早中期,绝大多数诸侯国卿大夫的任命制度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根据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卿大夫多数是由公族(国君的儿子和兄弟形成的家族)的宗主或者族人担任;第二,卿大夫职位和相应的俸禄(采邑收入)是世袭的。这种任官制度必然造成一种“任人唯亲”“任人唯出身”的风气,导致官僚体系水平低下、缺乏活力。齐桓公在国内推进综合改革时,并没有革除这种依照宗法血缘和世袭资格任官的制度,也就是不触动“存量”卿大夫集团的既得利益;但是他破格任用了管仲、鲍叔、隰朋等一大批贤才,并建立了“三选”制度选拔最优秀的士人进入到大夫体系中(参见页293),充分发挥这批“增量”人才的作用,因而取得了国家富强、称霸中原的巨大成就。

  因此,这第二条看似泛泛而谈,实际上是齐桓公希望将齐国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诸侯国,也就是在血缘和世袭之外,特别强调贤能才干,通过增添“新鲜血液”的办法来提高官员队伍的水平,从而谋求国家的发展和强盛。后面我们会看到,晋国正是通过全面驱逐群公子(近支公族),较为彻底地破除了“任人唯亲”的旧传统,建立起“重用外人”“尊贤”“尚功”的卿大夫任用制度,从而成就了绵延百年的中原霸业。

  第三条是:“敬养老人,慈爱幼小,不要忘记善待贵宾和旅客。”

  第四条是:“士人不要享受世袭的官职,公家职务不要兼任,录用士人一定要得当,不要专擅地杀戮大夫。”

  如前所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根据宗法血缘和世袭资格任用卿大夫,这种思路必然渗透到了基层官员(士人)的任用中,在不少国家,本应根据才能授予的士人官职都出现了世袭的情况。此外,一人兼任多职、录用士人标准和流程混乱、国君和执政卿不依据礼法而专擅地杀戮大夫等现象也在各诸侯国普遍存在。录取士人不得当、基层士人官职世袭会造成基层官员队伍水平低下,一人兼任多职会造成权力过度集中,而且每项工作都不能做到完善,而专擅地杀戮大夫更是引发怨仇甚至叛乱的导火索。这第四条是齐桓公针对各诸侯国官僚体系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的具体要求,而齐国在综合改革中也的确有相应的对策,比如说,从鄙野农民中根据严格标准选拔优秀人士进入士人阶层,通过“三选”制度,依据品德、才能、业绩来选拔士人做官,并将其中特别优异者擢升为大夫。

  有意思的是,据《论语·八佾》的记载,孔子批评管仲不节俭时,其中一条就是说管仲的下属“官事不摄”,他的意思应该是说,由于一事一岗、不兼职,造成官僚队伍与古制相比扩大了不少,有违节俭的原则。孔子这番话一方面说明“官事不摄”的确是齐国在其国内推行的改革举措,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齐桓公和管仲认为应该在各国推广的“先进经验”,在复古派看来却是违反古制、铺张浪费的错误做法。

  第五条是:“不要筑堤防截留水资源,不要阻遏邻国采购粮食,不要封赏土地给卿大夫而不报告盟主。”

  这一条是在“阳谷倡议”第一条“无障谷”和第二条“无贮粟”基础上扩展而来。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经济时代,最容易引起各诸侯国之间争端的,一是旱季上游国家筑堤防截留河水,二是收成较好的国家囤积粮食不借给/卖给闹饥荒的国家。这第五条前两点就是在总结诸侯国间争端先例的基础上提出的针对性要求。此外,齐桓公还新增一项,要求各诸侯国将封赏卿大夫土地的情况报告给盟主齐国,有可能是齐桓公希望借此掌握每个国家新开拓的土地、新重用的卿大夫等重要内政情况,以便于实施有效的管控。

  最后总结说:“所有我们参与盟会的人,从订立盟约以后,完全回归到旧日的友好关系。”

  “葵丘公约”针对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在内政外交各方面出现的乱象,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行为准则。因为齐桓公已经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他将率领诸侯讨伐违背盟约的行为,所以这些行为准则显然是有“牙齿”、有约束力的。从秩序建构的角度看,“葵丘公约”的缔结,标志着霸主管控的中原国际新秩序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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