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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改革成就的定性判断

发布时间:2020-06-14 23:31:12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在《左传》史料为主干的叙述,我们已经主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梳理了齐桓公霸业奠基、动、转正、昌盛、盛极而衰的全过程。遗憾的是,《左传》对于齐桓霸业的内部酝酿、决策和实施过程只有零星的叙述。下面,我们将通过解读《国语·齐语》的相关记载,细致地了解管仲如何辅佐齐桓公规划和实施“参(叁)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作内政而寄军令”“轻过而移诸甲兵”“三选”“相地而衰征”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在前任国君打下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显著提高了齐国的内政治理水平,增强了齐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亲邻国”“征淫乱”“行文道”“朝天子”等外交举措,积极主导天下事务,重建中原国际秩序,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获得王室认可、诸侯拥戴的中原霸主。

  在进入《国语·齐语》洋洋洒洒的长篇叙事之前,我们首先要定性地判断一下其中所叙述的管仲改革事迹有多大的可信度。

  首先,通过前面三节的史事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齐桓霸业的确是达到了相当伟大的程度,以至于齐桓公在葵丘之盟期间曾经设想过与周王平起平坐,甚至封禅天地。内政大治是霸业大成的必要条件,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国语·齐语》里描述的管仲改革的规模和成就,与齐桓霸业的规模和成就是基本匹配的。

  其次,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其他可靠的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对管仲功业的评价。据《论语·宪问》的记载: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赴死,管仲却没有死。”说:“管仲没有仁德吧?”孔子说:“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是靠的武力,这都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

  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赴死,还去辅相桓公。”孔子说:“管仲辅相桓公,成为诸侯霸主,一举匡正天下,天下民众到今天还享受着他的恩赐。假若没有管仲,我们今天恐怕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戎狄了。他难道要像普通民众那样守着小节小信,在山沟里自杀还没有人知道吗?”

  当然,《论语》里也记载了孔子对管仲不节俭、不守礼的谴责,但“善恶不相掩”,他对于管仲在治理齐国、成就桓公霸业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称许管仲是有仁德的人(孔子很少许人以仁),甚至认为“假若没有管仲,我们今天恐怕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戎狄了”。我认为,《国语·齐语》里描述的管仲改革的规模和成就,与孔子对于管仲功业的高度评价是基本匹配的。

  总而言之,我的观点是,《国语·齐语》中所叙述的全面、大规模而收效显著的管仲改革,从定性的角度看,是和齐桓霸业成就、同时代名人评价相匹配的,应该具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与史事混乱的《管子·大匡》和更加“整齐美好”的《管子·小匡》相比,《齐语》可能是最接近于原始史料的记载。然而,我们也必须要意识到,《国语·齐语》作为战国人所写定的“事语”类文献,已经做了不小的整齐、修饰、美化工作,甚至可能掺杂了战国管子学派用来游说当时君主的全新政策主张。比如说,有学者就认为,《齐语》记载的“参(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总体规划在春秋早期的齐国可能没有真正实行过,而是战国学者假托管子之名而掺入的“私货”。

  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种“将信将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通过《国语·齐语》的记载,来探寻管仲这位齐桓霸业“总设计师”和“首席执行官”的改革思想与实践。

  当管子回到齐国,接受三次薰香、三次沐浴。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同他坐在一起,询问道:“昔日我们的先君襄公修筑台作为高位,打猎、围捕、捉兔、射鸟,不听治国家政事,轻视圣贤、侮辱士人,而只崇尚女色。宫中有九妃、六嫔,排列数百名姬妾,吃的一定要是精米精肉,穿的一定要是彩衣绣服。将士们挨冻受饿,军车是由游车破损后改造的,士兵是由侍妾吃剩的粮食来养活。逗笑的倡优摆在前面,贤德有才的人抛在后面。因此国家不能日有所进、月有所长。这样下去恐怕宗庙将无人清扫,社稷将没人奉献血食。敢问针对这种状况该怎么办?”

  如前文所叙,齐襄公在其统治期间,逼灭纪国而开疆拓土、继续小霸中原,为齐桓公称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不是一个“不听治国家政事”的昏君。桓公这段将先君襄公贬低得一无是处的言论,有可能是战国管子学派后人为了抬高桓公、管仲,而对前任襄公的失德行为有所夸大。

  管子对答说:“昔日我们的先王周昭王、周穆王,世代效法文王、武王的政绩而成就美名。召集众位长老,来考察选择民众中有道德的人,制定刑象作为民众的纲纪,式和权要相对应,用制度把民众联系起来,先整齐根本,再端正细节,用赏赐来劝勉善行,用刑罚来纠正恶行,按年龄老少制定伦常次序,作为民众的纲纪法统。”

  管仲以“先王之制”为依托,指出制度建设和实施的重要性,从而引出下面一系列“整齐根本”“端正细节”的重大制度性改革举措。值得注意的是,管仲所依托的“先王”并不是已经被高度神圣化的文王、武王,而是“王道微缺”的昭王和“王道衰微”的穆王,这预示着他接下来要讲的治国举措是针对王道衰微的春秋时代而制定的。

  桓公说:“具体该怎样去做呢?”管子对答说:“昔日圣王治理天下时,曾把国都(包括近郊)分为三个区、把鄙野分为五个区,确定民众的居所,成就民众的事业,设置陵墓作为他们的归宿,并谨慎地运用杀、生、贵、贱、贫、富六种权柄。”

  管仲依托昔日“圣王”,提出“把国都(包括近郊)分为三个区、把鄙野分为五个区(参[叁]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区划总体构想,为后面多项具体举措的展开奠定了社会组织基础。根据下引《国语·齐语》的叙述并参考《管子·小匡》关于“叁国”“伍鄙”的进一步解说,可以知道:国都(包括近郊)的三个区分别由齐桓公、上卿国氏、上卿高氏统领,共有六个工、商之乡和十五个士乡。具体说来,齐桓公统领六个工、商之乡和五个士乡,上卿国氏和高氏各统领五个士乡。每乡由一位乡大夫/良人统领,下有十连、四十里、四百轨。鄙野的五个区叫做“五属”,每属由一位属大夫统领,下有十县、三十乡、三百卒、三千邑。

  桓公问:“如何成就民众的事业?”管子对答说:“士、农、工、商四种民众,不要让他们混杂居住。混杂居住会导致言论混杂、事业变易。”

  桓公问:“怎样来安排士、农、工、商的住地呢?”管子对答说:

  “昔日圣王安排士人的住处时,使他们住在清闲安逸的地方;安排工匠的住处时,使他们靠近官府作坊;安排商人的住处时,使他们靠近市场水井;安排农民的住处时,使他们靠近田野。

  “让那些士人聚集在一起居住,由于清闲安逸,所以父辈之间谈论义,儿子辈之间谈论孝,侍奉国君的人谈论敬,年幼的则谈论悌。从小就跟着学习,他们的心思就安定了,不会见到其他事物就改变。所以父兄的教诲不用严肃督促就能实行,子弟的学习无须太费力就能掌握。这样的话,士人的后代就一直是士人。

  “让那些工匠聚集在一起居住,分析四季的工艺特点,辨别质量的优劣,衡量节度器物的用处,选择比较协调原材料。从早到晚做这些事,把做出的器物销往四方,用这些来教诲子弟,互相谈论工作,互相展示技巧,互相陈列成品。从小就跟着学习,他们的心思就安定了,不会见到其他事物就改变。所以父兄的教诲不用严肃督促就能实行,子弟的学习无须太费力就能掌握。这样的话,工匠的后代就一直是工匠。

  “让那些商人聚集在一起居住,考察四季的市场需求,观察本地的货源,从而知晓市场的行情。背负、怀抱、肩担、人扛,用牛车、马车,把货物运往四方,用有的换取没有的,贱时买进,贵时卖出。从早到晚做这些事,用这些来教诲子弟,互相谈论利益,互相显示所得,互相陈列商品以了解物价。从小就跟着学习,他们的心思就安定了,不会见到其他事物就改变。所以父兄的教诲不用严肃督促就能实行,子弟的学习无须太费力就能掌握。这样的话,商人的后代就一直是商人。

  “让那些农民聚集在一起居住,考察四季的农事要领,权衡节度用具,包括耒、耜、耞、芟等。到了寒冬,要打草整地,以等待及时耕种。到耕种时,要深翻土壤,然后立即把土耙平,以等待及时雨。及时雨下过之后,就带着枪、刈、耨、镈等农具,从早到晚在田野里劳作。劳动时脱去上衣,头戴草帽,身穿蓑衣,身体沾湿,满脚是泥,曝晒头发皮肤,使尽四肢的敏捷,在田野里干活。从小就跟着学习,他们的心思就安定了,不会见到其他事物就改变。所以父兄的教诲不用严肃督促就能实行,子弟的学习无须太费力就能掌握。这样的话,农民的后代就一直是农民。

  “农民居住在郊野而不与其他人亲近,其中的优秀人才能成为士的,一定值得信赖。有关官员见到这样的人才不报告的,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处罚。官吏必须办完报告人才的事才可以安居。”

  桓公问:“怎样确定国都地区(包括近郊)民众的住地呢?”管子对答说:“把国都地区分为二十一个乡。”桓公说:“好啊。”管子于是把国都(包括近郊)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国君掌管五个士乡,国子掌管五个士乡,高子掌管五个士乡。把各种国事分为三部分,设立各种三官:群臣中设立三宰,工匠中设立三族,市场中设立三乡,川泽中设立三虞,山林中设立三衡。

  管仲认为,“定民之居”是“成民之事”的基础,他提出改变四民杂处的无序状态,建设士、工、商、农聚居区,营造每类民众群体内部互相学习、互相劝勉的社区氛围,从而促进行政(士)、教育(士)、手工业(工)、商业(商)、农业(农)的加速发展。在国都地区二十一乡中,有士乡、工乡、商乡而没有农乡,说明国都地区主要居住的是前三类人,而农民的主要居住在后面会详细叙述的鄙野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管仲强调,士人群体除了内部传承之外,还应该从农民中吸收优秀分子,而对工匠、商人群体则没有提出类似要求。这说明,手工业、商业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基本在工匠、商人内部传承;而士人作为国家基层管理者、教化者以及军队士兵的来源,专业性相对较低,可以成为农民“改变命运”、谋求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选择。

  据《左传》记载,前五六四年,楚王子贞描述晋悼公内政治理成就时说:“晋国士人努力教化民众,庶人努力耕种,商人、工匠乃至于役隶都安心从事本职,无意变更”,这正是管仲“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想要达到的效果。

  从社会转型角度来看,管仲在“参(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整体框架下推进“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必然要打破齐国境内自远古以来根据血缘宗族聚居为基础的旧乡里制度,而代之以地缘为基础的乡里制度。齐国很可能是中国最早实行地缘性基层乡里制度的国家。

  从社会稳定角度来看,这种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意味着伤筋动骨的拆迁和重新安置,而被政府折腾的国都地区的民众又看不到什么立竿见影的利益,这就很容易引发民众不满,造成国都地区社会动荡。后引《韩非子·南面》(见《晋文篇》页184)里提到,管仲刚开始治理齐国的时候,齐桓公为管仲配备了全副武装的战车来防备民众闹事,管仲改革举措中一个很可能引发民众闹事的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桓公说:“我想参与诸侯事务,可以吗?”管子对答说:“不可以,国都地区还不安定。”

  桓公问:“怎样来安定国都地区呢?”管子对答说:“修治已有的法令,选择好的沿用。然后滋长人口,救助没有财产的民众,敬爱百姓,这样国都地区就安定了。”桓公说:“好的。”

  于是修治已有的法令,选择好的沿用。然后滋长人口,救助没有财产的民众,敬爱百姓。

  管仲关于安定国都地区的政策建议四平八稳,并无太大新意。国家安定了以后,桓公说:“国家已经安定,可以有所作为了吧?”管子对答说:“还不行。君主如果整顿军队、修造甲胄兵器,那么其他大国也会整顿军队、修造甲胄兵器,我们就难以迅速实现志向了。君主有进攻的武器,小国诸侯也有防御的准备,我们就难以迅速实现志向了。君主若想要迅速在天下诸侯中实现志向,那么所做的事情要可以隐藏军令,可以寄寓军政。”

  桓公问:“怎样去做呢?”管子对答说:“在治理内政中寄寓军令。”桓公说:“很好。”

  管子于是就制定国都地区的内政/军令:

  五家为一轨,每轨设置轨长。十轨为一里,里由有司主管。四里为一连,每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良人。其中寄寓的军令是:五家士人为一轨,所以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帅领。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为小戎,由里有司帅领。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帅领。十连为一士乡,所以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帅领。五士乡为一帅,所以一万人为军,由五乡的统帅来帅领。国都地区的十五个士乡可编为三军,所以有国君统率的中军的旗鼓,有国子的旗鼓,有高子的旗鼓。春季举行蒐礼来整顿军队,秋天举行狝礼来演习军事。这样卒伍在里中就已经编成,军旅在郊外的演习中就已经整训好。

  内部的教练已经成功,就命令民众不得迁徙。同一伍的人祭祀时同享酒肉,死丧时共同哀伤,有了灾祸共同承担。人与人相邻,家与家相邻,世代同住一地,从小一起游戏。所以夜间作战时听到彼此的声音,就足以防止发生误会;白天作战时眼睛一看,就足以相互识别;那种欢欣的感情足以使他们相互付出生命。居住时共同欢乐,行军时关系和睦,战死时共同哀伤。因此防守就能共同坚固,作战就能共同顽强。“君主若能拥有三万名这样的兵士,就可以横行天下,用他们来讨伐无道的诸侯,用他们来藩屏周王室,天下的大国君主没有谁能抵御。”

  春秋早期还没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脱产”常备军,军队的兵源来自于民众中的士人,他们平时各有职务,战时则由国家授予兵器、战车,编成军队作战。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兵民合一”的体制,而是对它进行了制度化和精细化的改造。他将平时行政组织体系和战时军队组织体系进行了精确对应,在“兵民合一”的既有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军政一体”的国都地区治理结构;通过限制民众迁徙而培养深厚的“同乡+战友情”;建立以“春蒐”“秋狝”为载体的常态化军事演习机制,所有这些改革举措都为建设称霸所必须的高素质军队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种体制的顶层是三军,每一军由五个士乡提供兵源,分别由国君、国子、高子率领。国氏、高氏是西周初期由周王直接任命的世袭“监国”上卿,地位高于其他由齐侯自行任命的卿大夫。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早已衰败,而国氏、高氏却保持住了它们的特殊地位,而且在齐桓公归国夺权时又立了大功,到此时获得与国君三分军权的待遇,可以说是达到了臣子权势的巅峰。

  桓公问道:“那军令已经寄寓在内政中了,但是齐国还缺少甲胄兵器,该怎么办呢?”管子对答说:“从轻判罪而把责罚转移到用甲胄兵器赎罪。”

  桓公问:“怎么去做呢?”管子对答说:“判定重罪的可以用犀甲、车戟一副赎罪,判定轻罪的可以用饰有绣绘皮革的盾牌、车戟一副赎罪,判定够不上五刑的小罪的可以用交纳分量不等的金属块来责罚,宽宥小罪尚有怀疑的人。无冤屈而诉讼闹事的,三次禁止而不听,就罚一束箭了结事端。上乘的金属用来铸造剑戟等兵器,用狗马试验质量;粗恶的金属用来铸造锄、夷、斤、斸等农具,用田地试验质量。”

  实行一段时间后,甲胄兵器非常充足。

  用财物赎罪,也就是“赎刑”,在中国法制史上是非常古老的理念和做法,追述远古圣王虞的《尚书·舜典》就提出了“用交纳金作为赎罪的刑罚(金作赎刑)”。传世文献中最早的刑法专论《尚书·吕刑》重点讨论的就是赎刑,称其为“祥刑”,书中提出,如果对刺字(墨)、割鼻(劓)、挖膝盖骨(剕)、去势(宫)、处死(大辟)五种肉刑的判决有疑问,当事人可以通过缴纳不同数额的“金”来赎罪。

  如果说《吕刑》中赎刑的法理基础是“疑罪从轻”,管仲所提出的赎刑的法理基础则是“将功补过”。他充分利用民众不愿受肉刑之苦的诉求,推行“轻过而移诸甲兵”,引导民众用向国家输送军备的功劳来抵消触犯刑律的罪过,从而为建设称霸所必需的高战斗力军队进一步夯实了装备基础。这其实也可以看成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具体举措之一。

  正月的吉日,国都地区(包括近郊)乡大夫向朝廷述职。桓公亲自问他们:“在你们的乡,是否有平时好学、孝顺父母、聪慧而本性仁厚、在乡里中美名远播的人,有这样的人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告,这叫做遮蔽明德,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罪责处罚。”主管官吏必须办完报告人才的事才可以退下。

  桓公又问他们,说:“在你们的乡,是否有拳脚功夫特别优秀出众的人,有这样的人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告,这叫做遮蔽贤能,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罪责处罚。”主管官吏必须办完报告人才的事后才可以退下。

  桓公又问他们,说:“在你们的乡,是否有不孝顺父母、不尊重友爱父老兄弟、骄傲狂躁、淫乱凶暴、不遵守上级政令的人,有这样的人就要举报。有而不举报,这叫做私下勾结,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罪责处罚。”主管官员必须办完举报恶人的事才可以退下。

  因此,乡长回乡后就培养美德,进荐贤才,桓公亲自接见,并让他们担任各种官职。桓公命令各部门长官每年记录一次这些试用者的功绩,作为汇报和选拔的依据,选拔那种在自己职位上工作出色的人而上报朝廷,说:“有这个人做我属下的某官,工作有功绩,德行美好,慎重端正忠诚地随时待命,用劝勉的方式役使民众,平息不满的言论,足以补救他所任职位上不够完善的政令。”桓公亲自召见被举荐者,与他面谈,衡量考察他的实质,认为足以辅助他的长官完成政事、确实可以升职的,就授予更高的职务。在面谈时用国家可能出现的祸患设问而问不倒;回头询问他所在的乡,观察到他有才能并且没有大的过恶,就升格担任上卿的助手。这就是被称为“三选”的人才选拔制度。

  国子、高子退朝后就修治自己各自率领的乡,乡长回来就修治连,连长回来就修治里,里长回来就修治轨,轨长回来就修治伍,伍长回来就修治家。因此,平民有善行,可以得到举荐;平民有不善,也会受到惩治。上述政策取得成功后,乡里没有逾越长者的现象,朝廷没有逾越规定授予爵位的现象,无德行的男子没有朋友,无德行的女子找不到婆家。这样,民众都互相勉励做好事。与其在乡做好事,不如在里做好事;与其在里做好事,不如在家就做好事。这样一来,士不敢考虑一朝一夕的利益,而都有一年的打算;不敢只考虑一年的计划,而都有终身建功立业的意愿。

  根据《史记·管晏列传》的记载,管仲早年家贫,在泰山南麓地区做过生意,还当过兵,应该是出身于一个士人家庭,靠着自己的过人才干,经历了“三次做官三次被君主驱逐”的波折,在齐襄公时期成为公子纠的师傅,并最终奇迹般地成为齐桓公的股肱重臣。上面讲述的“三选”制,虽然是以齐桓公主导实施的角度来进行叙述的,其背后的设计和推动者应该是管仲,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渠道,吸纳更多像他这样德才兼备、出身卑微的基层人才进入各级政府。

  所谓“三选”,第一选是国都地区的士乡乡长(以及鄙野地区的属大夫,详见下)每年定期向国家举荐文武人才,经齐桓公见面过目之后,到基层官府担任职务;第二选是基层官府长官每年组织实施绩效考评,将优秀的人才正式向朝廷推荐;第三选是齐桓公亲自仔细面试候选人,并对他们进行背景调查,合格后拔擢进入政府高层,成为卿的助手,也就是大夫一级的官员。“三选”制是明确了人才举荐的组织者和责任人(乡长、各级官府长官),通过乡里初步海选、国君初步考察、基层官府试用、国君深度考察、提拔前背景调查等手段确保所选拔人才的质量和可靠度。它的鲜明特色应该说是国君的深度参与,可以说是为求贤若渴、愿意为选拔人才投入时间精力的齐桓公“量身定做”的制度。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以“任人唯贤”为宗旨的“三选”制主要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基层和中层官员,最高也就是担任上卿助手的大夫;上卿和大多数高级大夫的职位仍然由国氏、高氏和出自姜姓公族的其他世袭家族把持,因此它只能被看作是周代宗法制下“任人唯亲”用人制度的重要补充。实际上,上面所述国都十五个士乡分配方案中,国氏、高氏平时各领五乡,战时各领一军,与国君旗鼓相当,也许这正是为了平衡实行“三选”制对这两个世袭上卿大族造成的冲击,确保他们不会出面阻挠改革。前面也所提到,当前六四八年齐桓公派管仲成功调停王室和戎人矛盾后,王室根据管仲当时在齐国的崇高地位(齐桓公都称他为“仲父”),要用上卿之礼款待他,而管仲称自己是“地位低下的办事官员”,不敢与天子任命的世袭上卿国氏、高氏相比,最后推辞不过,接受下卿之礼回国。管仲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而没有在世袭大族的阻挠下流产,应该跟管仲充分尊重和保障大族的核心利益不无关系。

  桓公问:“鄙野五区怎么治理?”管子对答说:“考察土地的禀赋而按相应的等差征收赋税,那么民众就不会随意迁移;政令不特殊对待故旧,那么民众就不会苟且;川泽按照合适的时节开放给民众捕捞采集,那么民众就不会侥幸;高平地、小土山、大土山、水沟上的道路、水井、种谷的地、种桑麻的地要分配平均,民众就不会怨恨;不要在农忙时节掠夺民力,那么百姓就富庶;不要随意征用牺牲,那么牛羊就能生长繁殖。”

  上文所述的鄙野(也就是今天的农村)经济政策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相地而衰征。”《管子·乘马数》对“相地而衰征”政策有进一步的描述,称其为“相壤定籍”:“上等肥沃土田有一定数量,中等土田有一定数量,下等土田有一定数量。因此考察土田的等级来决定征税标准,民众就不会迁徙。赈济贫困,补助不足,下民就喜欢君主。因此用上等土田的丰满来补充下等土田的空虚,‘章四时,守诸开阖’,那么民众不愿意迁徙,就如同将方物放在平地上那样笃定。”

  与士、工、商聚居的国都地区不同,鄙野地区地广人稀,民众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辅以在川泽地区进行采集、捕捞。齐国此前很有可能是对于禀赋不同的各种土地按照“一刀切”的平均税率征收赋税,这就必然让某些耕种高产土地的农户变得越来越富裕(因为平均税率对他们来说是低的),另一些耕种贫瘠土地的农户生活陷入困难(因为平均税率对他们来说已经太高了),而这种贫富差距的拉大就会引发人口迁徙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管仲推行“相地而衰征”/“相壤定籍”的新政策,就是废除平均税率,加大对富饶地区农户的征税力度,减轻贫瘠地区农户的赋税负担,并且用来自于富饶地区的收入来赈济贫瘠地区的民众,缩小不同禀赋农业区的贫富差距,从而控制人口迁徙、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

  桓公问:“怎样确定鄙野地区民众的居处呢?”管子对答说:“建立鄙邑。三十家为一邑,邑中设有司。十邑为一卒,卒中设卒帅。十卒为一乡,乡中设乡帅。三乡为一县,县中设县帅。十县为一属,属中设大夫。边鄙地区共有五属,因此设立五个大夫,让他们各自治理一属;另外设立五正,让他们各自监察一属的政务。这样,五正的职务是听取五属大夫的治理情况,牧(即五属大夫)的政务是听取县帅的治理情况,下(即县帅)的政务是听取乡帅的治理情况。”

  桓公对五属大夫宣令说:“各自保证治理好你的所属范围,不要有放纵懈怠和不服从治理的!”

  正月的吉日,五属大夫向朝廷述职。桓公挑出他们中功绩小的进行斥责,说:“界定的土地、分属的百姓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唯独你的功绩小?教导无方,那政事就治理不好,一次、两次可以宽大处理,三次就不赦免罪责了。”

  桓公又亲自问他们:“在你的属中,是否有平时为人正义好学、慈爱孝顺父母、聪慧而本性仁厚、在乡里美名远播的人,有这样的人就一定要报告。有人才而不推荐,这叫做遮蔽明德,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罪责处罚。”主管官吏必须办完报告人才的事才可以退下。

  桓公又问他们,说:“在你的属中,是否有拳脚功夫特别优秀出众的人,有这样的人就一定要报告。有而不报告,这叫做遮蔽贤能,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罪责处罚。”主管官吏必须办完报告人才的事才可以退下。

  桓公又问他们,说:“在你们的属中,是否有不慈爱孝顺父母、不尊重友爱父老兄弟、骄傲狂躁、淫乱凶暴、不遵守上级政令的人,有这样的人就一定要举报。有而不举报,这叫做私下勾结,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罪责处罚。”主管官员必须办完举报恶人的事才退下。

  五属大夫于是回来就修治属,县帅从属回来就修治县,乡帅从县回来就修治乡,卒帅从乡回来就修治卒,邑有司从乡回来就修治邑,家长从邑回来就修治家。因此,平民有善行,可以得到举荐;平民有不善,可以及时受到诛罚。政事成功之后,用来防守就牢固,用来征伐就强大。

  齐桓公督促管理鄙野地区的五属大夫举荐文武人才,正是在落实管仲前面提出的“吸收农民中优秀分子加入士人”的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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