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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谏铸钟、论修政

发布时间:2020-06-14 23:37:28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由于有《管子》《国语》《左传》中保存的大量记载,管仲的治国理政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先思想史研究中的重点课题。令人惊喜的是,二〇〇四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以下简称《上博简》)中披露了一篇题为《曹沫之阵》的文章,以曹刿(即文中的曹沫)与鲁庄公问对的形式,详细阐述了曹刿的军事和政治主张。

曹刿谏铸钟、论修政

  《曹沫之阵》的公布,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能深入了解这位“昙花一现”的鲁国奇才的“理论水平”,并且可以通过与管仲思想的对比,第一次有机会感受齐、鲁两个主要诸侯国在高级人才层面的实力高下。

  鲁庄公将要铸大钟,钟型已经做好了,曹沫进见,说:“从前周王室分封鲁邦,东西七百里,南北五百里,无论山野或水泽,都没有不归顺的人民。现在国家越来越小,而钟却越造越大,人民将有怨言,君主要认真考虑。从前款待时,用土簋吃饭,用土喝水,而拥有天下,这不是在物质之美方面清贫,而在道德修为方面富有吗?从前周室……竞必胜,可以有大治的邦国,周代典籍中都有记载。”

  庄公说:“如今天下的君子既然都可以知道,谁能兼并其他人呢?”曹沫说:“君主不要为哪位邻国之君能兼并他人担忧,臣下听说:‘邻邦的君主英明,我们就不可以不修明政事而善待民众,不然恐怕会灭亡;邻邦的君主无道,我们也不可以不修明政事而善待民众,不然就无法攻取它。’”

  庄公说:“从前施伯曾对寡人说:‘君子得到或失去,都是天命。’跟你说的不一样。”曹沫说:“与臣下说的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君主没有把话想透。臣下听说:‘君子以贤明著称而失败,这是天命;以无道著称却能正常去世,也是天命。’不然,君子以贤明著称,为什么有的不能得胜?以无道著称,为什么有的却长久保有而不失败?”

  庄公说:“太慢了!我现在才听到这些话。”于是命令人毁坏钟型而认真地听取国政,白天不睡觉,不喝酒,不听音乐,居室装饰没有华丽文采,每餐不吃两种菜式,兼爱万民而没有私心。

  以上是第一部分,可以归纳为“曹刿谏铸钟、论修政”。这一段的看点是施伯和曹刿对于君主(即文中的“君子”)成败原因的不同观点:施伯认为君主成败最终是由天命决定的;曹刿则认为君主成败在于自身是否努力修明政事,而所谓“天命”只能用来解释那些用常理无法解释的特例。两人观点的不同和他们的出身背景应该是有很大关系:施氏是鲁国的世袭大夫家族,而曹刿是纯粹依靠自身努力才得到鲁庄公重用的士人。

  曹刿论守边、三和、显道过了一年,庄公问曹沫说:“我想要与齐国作战,想问要怎样布阵?怎样守住边境城邑?”曹沫回答说:“臣下听说:‘有坚固难破的谋画,而没有坚固不破的城墙;有确保攻克的政策,而没有确保攻克的阵式。’三代的阵式现在都还留存着,有人以此克敌,也有人以此灭亡。而且臣下听说:‘小邦居于大邦之间,国壤交接,不可以先挑起怨恨,疆界地区不要先急着占有,这就是从边防抵御的办法;不要舍不得货财美女,而要用它们事奉敌国的宠臣,这就是从敌国内部抵御的方法。城郭一定要修整好,缮治铠甲,磨利兵器,一定要怀着交战之心来防守,这是最佳的防守之道。’臣下又听说:‘不在邦内达到和谐,不可以出“豫”。不在“豫”时达到和谐,不可以出阵。不在布阵时达到和谐,不可以出战。’因此阵只是三教的最后阶段。君主一定要谈,臣下就从本源开始谈好吗?”

  庄公问:“在邦内达到和谐要怎么做?”曹沫回答说:“不要耽误了民众的农时,不要掠夺民众的利益,计量臣子的功绩而给予适当的食禄,对有罪的施加刑罚,对有德的给予爵赏。畜养群臣,贵贱要用同一个标准,食禄的给予不要违背这个标准。《诗》本来就说过:‘恺悌君子,是民众的父母。’这就是在邦内达到和谐的做法。”

  庄公问:“在‘豫’时达到和谐要怎么做?”曹沫说:“三军出征,君主要亲自率领,一定要有两位将军,每位将军之下一定要有几位嬖大夫,每位嬖大夫之下一定要有几位大官之师、公孙公子。凡是有司领导……军队按期集结就不难了,这就是在‘豫’时达到和谐的做法。”

  庄公又问:“在布阵时达到和谐,要怎么做?”曹沫回答说:“战车之间要容纳士卒一伍,伍间要能放下兵器;地位高、食禄多的,让他们走在前面;三行士卒之后,是拿短兵器的士卒;每十个伍之间,必定有公孙公子:这就叫军纪。五人成为一伍,其中一个人有功劳,另外四人都进行奖赏,作为裁断功过赏罚的标准。要求士卒不要只崇尚获敌,而要崇尚听从命令,这样士卒在战场就不会私自后退。率领战车的要与战车在一起,率领徒兵的要与徒兵在一起,这样才能上下同生共死。又告诫道:‘奔跑,你们的作战队形一定会乱掉;不奔跑,你们才能保持作战队形奋起、顺利地依战法会合。’所以将帅不可以让军队肆意奔跑,肆意奔跑就会不成行列。战争有更显明的道理,那就是:不靠战斗本身而是靠战前部署来克敌。”

  庄公问:“不靠战斗本身而是靠战前部署来克敌,要怎样做?”曹沫回答说:“敌人的兵器不磨砺,我方的兵器一定要磨砺。敌人的甲胄不够坚固,我方的甲胄一定要坚固。敌人派遣士,我方就派遣大夫。敌人派遣大夫,我方就派遣将军。敌人派遣将军,我方国君就亲自上阵。这就是战争的显明道理。”

  以上是第二部分,可以归纳为“曹刿论守边、三和、显道”。他关于“和于邦”的见解都是没有什么新意的原则话,与管仲高屋建瓴的政策建议差距很大。值得注意的是,曹刿提出的“畜养群臣,贵贱要用同一个标准”与讲究尊卑有别的周礼有明显冲突,这明显是因为他出身低贱而跻身于众多世袭贵族之间,希望得到平等对待的缘故。

  他关于如何“和于豫”“和于阵”的建议具体而富有新意,这显示出他对于军事战术的确有一定研究;回想起来,曹刿最开始的走红也就是因为他在长勺之战中的亮眼表现。他提出在战阵中“地位高、食禄多的,让他们走在前面”“每十个伍之间,必定有公孙公子”,应该是挑战传统的新做法,要求养尊处优的贵族承担与他们地位相匹配的责任,反映出曹刿所代表的士人阶层的愿望。

  然而,在用“不靠战斗本身而是靠战前安排来克敌”的“显明道理”吊起鲁庄公的胃口后,他给出的具体建议却是一段“正确的废话”:如果你的兵器比对方锐利,甲胄比对方坚固,派出的官兵比对方强,你就能得胜。实际上,这段“正确的废话”已经暗示了鲁国与齐国争战最终会失败,因为齐国的经济、军事、人力资源等整体实力比鲁国要强大,鲁国也许在某次特定战役中能够聚集起优势力量取得胜利,但齐国兵器比鲁国锐利、甲胄比鲁国坚固、派出的官兵档次比鲁国高的情况肯定是大多数。我们可以想象,在曹刿率领鲁军与齐军交战屡次失败之后,他就可以用上面这段理论为自己开脱。

  曹刿论用兵之机、复战之道庄公问:“已承蒙教诲了,我方出师有关键时机吗?”曹沫回答说:“有。臣下听说:‘敌方三军出动,主将地位卑下、父兄都不推荐、由朝廷遥控指挥,这就是我方出师的关键时机。’”

  庄公又问:“我方三军‘散果’有关键时机吗?”曹沫回答说:“有,臣下听说:‘敌方三军还没有排好阵形时、没有“豫”时、正在爬坡渡河时,就是我方“散果”的关键时机。’”

  庄公又问:“发动战斗有关键时机吗?”曹沫回答说:“有。敌方离去不够迅速,前来不敢迫近,发动攻击的节奏不够迅疾,这就是我方发动战斗的关键时机。因此布阵迟疑必败,战斗迟疑必死。”

  庄公又问:“两军已经开战了,有致胜的关键吗?”曹沫回答说:“有。敌方奖赏少而且不公平,诛杀重而不明察,战死者没有人收殓,受伤者没有人恤问,已经开战而有懈怠之心,这就是开战后我方致胜的关键。”

  庄公又问:“败仗之后再战,有方法吗?”曹沫回答说:“有。三军大败,死者要收殓,伤者要恤问,善待死伤者是为了安抚、鼓舞生者。君主要自我认错来取悦万民:不要为了田猎去危险的地方,不吃熟食以示自我处罚,不要诛罚而要奖赏,不要怪罪百姓而改换他们的将军。君主如果是亲自率领军队,那就必须聚集相关官员告诉他们:‘诸位要勉力,前次的战败过错不在你们,而在寡人。我们前次的战役刚好不顺天命。’回师再战时,一定要召集国内的贵族及奇士,让他们率领士卒,不要再依照之前的常规队形编排。所有的贵人,都要让他们排在军队的前面一行,如果排在后面就会被灭亡。向前推进就依照规定给予食禄爵位,掌握好这关键就不可阻挡。”

  庄公又问:“战况胶着之后再战,有方法吗?”曹沫回答说:“有。已经交战过后,重新‘豫’,号令军中:‘修缮甲胄,磨利兵器,明日要再战。’厮徒做饭,来慰劳已编入战斗行列的战士;已经失去车甲的战士,命令他们不要再归入战车的行列,明天将要战斗,让他们列在军队行列前面。又安排我方的间谍来告诉我方将士说,‘敌人的将帅都受伤了,车辇也都坏了’,说要早点进攻。于是命令没有受过战斗训练的新兵:‘一早吃饱饭,载运兵器,各自运好你们的货物。’开战之后要衡量其功过,不要懈怠,不要使民众疑惑。等到您龟卜占筮时,都说结果是‘胜利’以鼓舞将士,改换您鼓面的蒙皮,整理好军备。明日回师再战,一定会越过前日盘战胶着的地点。这就是战况胶着之后再战的方法。”

  庄公又问:“酣畅的战斗之后再战,有方法吗?”曹沫回答说:“有。必须谨慎戒惧,那样怎么会不克敌致胜呢?不要过于冒进而陷入危险,稳扎稳打,一定要超越前次攻击的地方。奖励有斩获的人,饬戒畏惧的人,以鼓舞他们的斗志;要促使勇敢的人欢喜,惶惧的人惭悔,万民都愿意掉脑袋,想要克敌制胜。这就是酣畅的战斗之后再战的方法。”

  庄公又问:“艰苦的战斗之后再战,有方法吗?”曹沫回答说:“有。收拢而聚集战士,约束而厚待他们,重赏而薄罚他们,使他们忘记死亡的恐惧而愿意献出生命。让好战车、好战士去攻取敌人的饵军,让他们的斗志奋起。勇敢者使他们欢喜,畏惧者使他们惭悔,这样以后能改变前次战斗的不足之处,从而获得更好的战果。这就是艰苦的战斗之后再战的方法。”

  此为第三部分,可以归纳为“曹刿论用兵之机、复战之道”。在他看来,出师、“散果”、开战、致胜的关键,就是抓住“敌弱我强”“敌乱我整”的时机果断行动。但是庄公也知道,与齐国交战,往往不会是抓住机会一举获胜,而是会遇到败仗、胶着、酣战、苦战等各种状况。当他询问曹刿应该如何应对时,曹刿侃侃而谈,颇有见地,再次证明他对于具体军事战术的确是有深入研究的,其中“又安排我方的间谍来告诉我方将士说‘敌人的将帅都受伤了,车辇也都坏了’,说要早点进攻”“等到您龟卜占筮时,都说结果是‘胜利’以鼓舞将士”等以诈谋操纵士兵心理的做法与他在长勺之战时所使用的诈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部分他又提出“所有的贵人,都要让他们排在军队的前面一行”,这与上一部分“地位高、食禄多的,让他们走在前面”相呼应。

  曹刿论攻守、亲和义、三代之道庄公又问:“善攻者要怎么做?”曹沫回答说:“民有三宝:城池、固地、阻隘。三者完全用到而没有疏忽,国家就会壮大。善攻者一定用他所拥有的,去攻击敌人所没有的。”

  庄公问:“善守者要怎么做?”曹沫回答说:“他的粮食足以喂饱民众,他的武器足以在战斗中取得胜利,他的城墙坚固可以捍卫疆土,上下和谐而笃厚,结交大国,大国亲近他,天下哪国都不能战胜他。士卒要少而发挥多的功能,少就容易察知,到成功时也好治理。如果战胜,君主要亲自处理胜利后如奖赏之类的事务。使唤民众,君上不亲近民众就不会敦勉,不和睦民众就不会笃厚,不正义民众就不会服从。”

  庄公问:“亲近要怎么做?”曹沫回答说:“君主不要怕亲自操劳,来观察上下的真情假意;匹夫寡妇的狱讼,君主一定要亲自审听。君主所知道的或许有所不足,但是不会不公正,那么民众就会亲近。”

  庄公又问:“和睦要怎样做?”曹沫回答说:“不要偏私亲信近臣,不要凌越诸父兄长,奖赏要公平,听意见要公正,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上和睦。”

  庄公又问:“正义要怎么做?”曹沫回答说:“陈列功绩,崇尚贤能。有能力治理百人的,让他当百人的官长;有能力治理三军的,让他做三军的主帅。官职要授予有知识、有能力的人,那么民众就会认为君上遵行正义。而且我听说:‘士卒有长,三军有帅,国家有君,这三者是作战的主心骨。’因此做民众君长的人,不要舍不得把爵位赐给有功之人,不要干预军队的具体作战,不要逃避自己的罪过,要用这种态度来督导对国家民众的教化。”

  庄公问:“做到亲、和、义这三者就足以作战得胜了吗?”曹沫回答说:“要警戒!战胜之后不可不谨慎。君主‘为亲、为和、为义’不坚持到底则胜利不恒久,不和睦则民众不笃厚,不谦虚畏惧则……其志者,是很少的。”

  庄公又问:“我听说:‘一句话可以让三军都劝勉,一句话可以让三军都勇往直前。’有这种话吗?”曹沫回答说:“有。‘只注意祭祀神,而轻忽武事,不是教民之道。’君主应该知道,这是先王传下来最高的道理。”

  庄公说:“沫,我先前所说的实在是不对,恐怕是被小道所迷惑吧!我很想听听三代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曹沫回答说:“臣下听说:‘从前三代明王兴起得到天下,是根据他们各自所处的世代,以及他们自身的修为。’现代与古代或许有所不同,臣因此不敢用古代的情况来答复君主。但是古代也有普适的大道理,那就是:一定是以恭敬节俭得到天下,而以骄傲泰侈失去天下。君主应该要好好地听听夏禹、商汤、夏桀、商纣兴亡的道理。”

  此为第四部分,可以归纳为“曹刿论攻守、亲和义、三代之道”。曹刿正确地认识到,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内政昌明是外战胜利的真正决定因素。然而,当鲁庄公问他如何做到“亲近”“和睦”“正义”时,他的回答又显得平淡无奇,没有一条可以与管仲相比的高见。实际上,曹刿关于如何做到“亲近”的建议,其实是把鲁庄公自己的理念——“大小刑狱案件,我即使不能保证明察秋毫,也一定尽力按照实情进行裁断”(见页190“长勺之战”)——拿过来教鲁庄公。

  这部分最令人瞩目的观点是“有能力治理百人的,让他当百人的官长;有能力治理三军的,让他做三军的主帅。官职要授予有知识、有能力的人,那么民众就会认为君上遵行正义”。当时鲁国的高层卿大夫都是根据宗法血缘获得世袭官位的公族宗主,在这样的背景下,曹刿提出要完全以知识、能力来作为选拔任用官员的标准,即使是三军主帅的职位也不例外,这是像他这样没有贵族家世背景却有知识、有能力的士人的共同诉求,在当时绝对是革命性的思想。

  当庄公问曹刿有没有一句口号可以“让三军都劝勉”“让三军都勇往直前”时,他提出来一句“只注意祭祀鬼神,而轻忽武事,不是教民之道”,还说这是“先王传下来最高的道理”,可是这句话说出来哪里像“最高的道理”,哪里会有半点激励三军的效果呢?我们可以想见,曹刿这个钻研了一些军事战术、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但并没有多少执政经验和深谋远虑的士人在面对君主宏大问题时黔驴技穷的窘态。鲁庄公还不死心,又问他三代成功的原因,而曹刿回答的“一定是以恭敬节俭得到天下,而以骄傲泰侈失去天下”也真的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

  综上所述,鲁庄公想要重用曹刿与齐国争战,而曹刿也正确地指出,军事行动能否胜利归根到底取决于内政是否修明。然而,曹刿毕竟不是管仲,他是战术家而不是战略家,更不是治国奇才,提不出什么系统性的内政改革方略。实际上,既然曹刿没有能力辅佐鲁庄公从内政基本面上振兴鲁国,那么按照他自己提出的军事理论推断,鲁国在后来也必然会屡战屡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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