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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的王畿

发布时间:2020-06-21 23:48:47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公元前636(鲁僖公二十四年,以下省略“鲁”)年,王子带叛乱,其兄襄王被迫逃难。此事件在《春秋经》中记作“冬,天王出居于郑”。其中关子“出”字在《春秋左氏传》(以下称《左传〉)中特别加以注释。正如杜预注中所述“讥王蔽于匹夫之孝,不顾天下之重”,对于无外的周王敢用“出”字,被解释作是由于对襄王的活动带有道义上的评价。这里且不间其道义性评价的对错,可以明确的是“天子无外”的认识是《左传》所主张的前提。《诗?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存在有周王的统治覆盖全天下的意识,“天子无外”的认识正是出自这一意识。但是,西周时期即已出现对于东方和南方的诸侯,周王力所不能及的现象%因此应属周王统治的领域与现实当中周王所统治的领域间存在出入。这一倾向自周土权力急剧衰退的春秋时期往后,表现得更加显著。就此很容易得出与“天子无外”相悖,现实中周王所支配的领域在不断缩小的结论。但是,面对这一事实,研究者対周王反而失去兴趣,周王在现实当中所支配领域的具体情形如何,这一问题也不被正面提出加以研究。由此,本稿的目的旨在着眼于春秋时期不断发生的王室内乱,通过追溯当时周王的活动,来验证周王现实支配领域的扩展及其历史变化,同时也欲试论其领域的支配形态之一端。

周王朝的王畿

  一、周王的活动范围

王子頹、王子带之乱前675(庄公十九)年,爆发了企图拥立惠王的叔父王子颓为王的内乱。《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了内乱的经过说:

  及惠王即位,環芳国。边伯之官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聽与*父田,收編夫之秩,故外国、边伯、石速、原父、子禽祝琏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赖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王子舗。

  被惠王夺走领土或俸禄的芳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得到苏子的支持,欲拥立王子颓.一度曾逃至温及卫,之后借助卫、南燕之力一时取得成功。此内乱于前673(庄公二十一)年被郑伯厉公、虢叔镇压,惠王复归王城。这其间如《左传〉庄公二十年中所述:

  夏,郑伯逢以王旧。王处于株。秋,王及郑伯入于耶。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

  惠王从栋又迁至鄂。被选作惠王住地的两地中,标又被当做郑之别都邑,郑伯厉公在郑内乱之际,迁居至此地。关于耶,正如后文所述,前712(隐公十一)年由郑移让给周的地名中可见郭,桓王时属周王所支配。恵王逃避内乱,迁居至王室领地及郑的领地,与其活动范围相类似。在本稿开头引用的王子带叛乱时,襄王的活动也是如此。这里首先讨论一下这两次内乱中周王的活动和造成这两者有着共同活动范围的主要原因,以及这种活动范围所具有的意义。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关于王子带叛乱时襄王的活动有如下记载:

  (颓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师攻王。王京士将彙之,王曰:“先后其頑我何?宁使诸侯图之。”王遂虬及坎歆,国人纳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侑、毛伯、富辰。王出适郑,处于泡。

  侍奉王子带的颓叔、桃子及狄发生内乱时,襄王先逃至王室地坎培,一度被国人带回,后再度受叛军之攻而逃至郑之汜地。关于襄王所逃之地坎增及氾的情况并无详载。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

  郑伯与孔将锂、石甲父、候宣多省视官,具于汜,而后听其私政,乳也。

  官即官司,具即器具,此文所述的是整顿周王居所的官司和调度。这种行为不只用于发生内乱的非常时期,正如注释家所指出’和平时期亦可在周王巡守时看到。

  据《礼记》王制,周王定期巡守天下,《左传》中关于周王巡守一事的记录,只有庄公二十一(前673)年的“王巡虢守,虢公为壬宫于拜,王与之酒泉”。以此记载来看,恵王对在镇压王子颓叛乱中立功的虢巡守时,于虢之玮地营造“王宫”、于周王所赴之地营造王宫二事,在前632(僖公二十八)年的践土之盟中亦可得到确认,《左传》中有“作王官于践土”的记录。于践土营造的“王宫”,或记作“王所”?或“王庭”⑨被记载作朝见周王或诸侯会盟之地c“王官”

  即是周王的政治能力(当然不只是政治,也包括祭祀等活动在内)得以发揮机能的场所⑩,反言之,通过设立这样的场所,周王的政治能力才可得到发挥。

  以“王宫”之事例加以类推,逃避王子带之乱的襄王迁居至郑之氾地时,也具有整顿当地“官、具”之意。郑伯通过整顿襄王的“官、具”,为周王的政治能力得以机能化设置场所,以此来主张襄王作为周壬的正当性。又,记载中关于惠王在王子颓叛乱时,如前所引,逃难至鄂,取出成周的“宾器”。很显然“宾器”是周王政治能力的象征,显示“宾器”所在即是周王政治能力的机能场所。众所周知,西周期的金文中以“王在某”的格式表明周王所在地,于所在地执行以策命为首的王室仪礼,而春秋时期的周王所在地也同样可以有此机能。本章的直接考察对象是内乱中的同王住所,这当然也是对周王政治能力在现实中能够发挥其机能的场所的考察。

  以上所述,记载中王子颓叛乱及王子带叛乱时,周王不只迁居至王室领地,亦迁至郑的领±,在王子颓叛乱过后,又巡守在镇压中立功的虢。郑的始祖是周王的子弟桓公,属于王室卿士家族,从《左传》險公三年的“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土”的记载来看,可以确认武公、庄公是继桓公之后的王室的卿士。跳,自西周时期时就有作为王室执政的地位,即使在春秋时期,也在《左传》隐公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中,作为王室的卿士而有虢公忌父之名。关于镇压了王子颓叛乱的郑伯厉公和虢叔,以及在王子带叛乱时支援了襄王的郑伯文公,他们在王室中的地位尽管在史料中没有宜接言及,但可认为郑和虢作为王室的卿士也依然保持着他们的地位。继上文所引《左传》隐公三年:

  王大于铳。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鄕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

  如上所述,以平王之死为机,郑伯所握的政权给了虢公,自此,郑、虢之间囿绕着王室政权展开了持续的争夺。二者之争在作为镇压王子颓叛乱的报偿上得以复燃。《左传〉庄公二十一年中有此记录:郑伯淳王也,王以后之繫镜子之,航公请器,王子之原。郑伯由是始恶于王。

  郑和虢围绕着王室的主导权问题从平王时期以来不断重复争执。这反过来使二者在王室的地位基本上保持了世代相传。郑和说的关系不能说良好,但是作为世代卿士家族形成了辅翼王室的势力。王于颓叛乱及王子带叛乱之际,周王之所以能在郑、虢的领地中活动,不只是因为两者是支援同王的势力,也是因为二者皆为王室的卿士之故。《周礼》中规定王畿为周王领地及像郑、虢这样的内部诸侯的领地。周王的活动范围,即周王的政治能力实际上可以发揮机能的场所,与“天子无外"的意识相悖,事实上只限于王畿内部。

  下面,将话题转到王子颓叛乱、王子帯叛乱后发生的王子朝之乱,通过追踪此内乱发生时周王的活动?5围来论证上面的结论。

  二、周王的活动圈

       王子朝之乱前520(昭公二十二)年随着景王驾崩,爆发了夺取后嗣之座的王子朝之乱。景王有四个儿子,分别为长子寿、悼王(王子猛)、敬王(王子W)和王子朝,其中长子寿死于前527(昭公十五)年。景王驾崩后,争夺周王宝座的斗争在余下的三人中展开。据《左传〉,内乱一直持续到前502(定公八)年,最后发展到连王室内的各派势力及诸候也被卷入进去,事态复杂。《春秋经》中言及内乱的记录有:

  王室乳。(昭公二十二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直。(同上)秋,刻于、单于以王暮入于王城。(同上)冬十月,王子猛卒。(同上)天王(敬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昭公二十三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希楚。(昭公二六年)冬,仲孙何忌会晋转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固參、宜人、莒人、薜人、杞人、小栉人域成周□(S8公三十二年)这七条史料记录了内乱的转折点。以下将以这七条史料为中心,一边补充《左传》的记录,一边探讨王子朝之乱是如何展开的。

  〈王室乱〉前520(昭公二十二)年四月乙丑景王驾崩,王子朝对靠单子(单穆公)、刘子(刘文公)支持的悼王(王子猛)树起了反旗。六月丁巳,景王葬礼之日,王子朝率领失了职禄的百工及灵王、景王之族,通过郊、要、饯[三邑皆周地(杜预注,以下同例)]的兵力攻打刘子,揭开了叛乱的序幕。癸亥刘子自杨[周邑]逃到自己领地刘,单子将悼王从王城的庄宫带出,王子朝一方的王子还又将王夺回,逃往平畤[周地]。乙丑,追赶王子还一行的王子朝一方的群王子反被单子打败,王子朝奔京,据《左传》,一直在京逗留至次年六月。杜预注未言及京的地理位置,《左传》隐公元年中作为郑共叔段的采邑可看到京的地名。如果王子朝所居是这个京,则是指现在的荥阳附近。但是还不能确定就是这个京,这里仅作王城近郊理解。王子朝奔京次日,丙寅,刘子入王城,巩简公于辛未,甘平公于乙亥各自攻打王子朝所在京,未能让此地沦陷。叛乱此时到了悼王地处王城的争夺战阶段。

  〈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七月戊實,单子为向晋告急,随悼王自平畤、圃车赴皇。皇在王城以东,即现在的河南省巩县西南。王子朝之乱中周王离开王城属首次。悼王在此地逗留至十月。这其间,王城处于悼王一方的王子处的守护下,重建了和百工间的关系,八月辛酉,司徒丑被王子朝一方打败,百工再次离反悼王。这一阶段,悼王及王子朝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掌握王城。

  〈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十月丁巳,晋介入内乱,率九州之戎(陆浑之成)及焦、瑕、温、原大军,使悼下重返王城。但是,王子朝的势力依然强大,庚申,单子、刘子于郊,陆浑之戎于杜[周地]分别败北。

  〈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月乙酉,王子猛(悼王)死,乙丑,其弟王子句即王位,即敬王。十二月庚戊,晋在阴、侯氏、谿泉[巩县西南]、杜,王师在氾、解、任人[三邑,洛阳西南]分别驻屯,闰月,晋渡洛水、伊水,占领前城,王师驻屯京楚,辛丑攻打王子朝所据京,破坏了其西南部。又,次年正月壬寅,晋师和王师包围了属王子朝统治的郊,癸卯,毁灭了郊及那[巩县西南]。这其间出现的地名的范围还不能说十分明确,大致是在现在的洛阳和巩县之间。

  〈天王(敬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敬王和王子朝的地位相扭转,王子朝入居王城。

  《史记?周本纪》中把这其间的事情记作“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人,居澤”,这和《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所載正月丁未“王师在泽邑”相符合。泽与经文的狄泉是同一地,关于其地理位置,正如《春秋经》的杜预注“狄泉,今洛阳城内大仓西南池水也,时在城外”所述,属成周城外之地。之后在敬王申请下于成周筑城(《春秋经》昭公三十二年)时,被划进城内。四月乙酉,单子占领[河南巩县西南],针对刘子占领墙入、直入,王子朝于六月壬午进入控制了自己的支援势力一冥的尹氏领地尹,于尹展开了攻防战,之后于甲午进入王城。

  敬王则于庚寅,与单子、刘子、樊齐迁至刘子领地刘。王子朝入王城后,于七月戊申进入前悼王所居住宫,次年正月辛丑接受召简公、南宫嚣、甘桓公(敬王一方之甘平公之子)的朝见,戊午进驻邹。郭曾是惠王逃避王子颓叛乱之地。正如称呼王子朝为西王,敬王为东王所示,王子朝此时实际上处周王的地位,与周王并立。这样,内乱的两当事者具有同等的机会。换句话说,内虱的两当事者至少在内乱最后结果出现之前,都可以各自去主张其正当性。从王子带之乱时襄王逃至氾地的例子来看,此时无须谈人王城的王子朝,即使居住在狄泉甚至刘的敬王也要设定一个言其正当性的场所,尽管是在战乱中所设的暂时场所。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前517(昭公二十五)年,晋再次介入内乱,在黄父之会上,宣言让敬王复归王城。次年即前516年五月戊午的尸氏[巩县西南僵师城]、戊辰的施谷[周地]之战后,七月,敬王从刘到渠[周地]、褚氏[洛阳县南J、蓮谷、胥摩、滑,晋在阙塞[洛阳西南伊阙口]布阵支援。十月辛丑,敬王至郊、尸(尸氏),十一月辛酉,王子朝一方的召简公叛变,王子朝随其支援势力逃命于楚,前505(定公五)年,于楚被杀。敬王于癸酉入成周后,于甲戌在成周的襄宫发盟,十二月癸未人王城的庄宫。这样,敬王和王子朝的地位再次得以逆转。

  王子朝之乱经了上述事件后基本结束,但是前504(定公六)年至前502(定公八)年其余党在備翩仍旧叛乱。正如《左传》定公六年中所述:“冬十二月,天王处于姑茲,辟脩翩之乱也”。

  敬王逃难至姑読后,次年十一月戊午,在晋的籍护送下,于己巳复归王城在庄宜接受朝见。至于敬王逃难之地姑获的地理位置,杜预注中只出现周地,其详细不得而知。《史记?周本纪》中记作“(敬王)十六年,子朝之徒复作乱,敬王奔于晋。十七年,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将敬王逃难至晋一亭,曲解作晋对敬王的支持。可证明敬王逃难至晋地的史料不存在,根据杜预注可以认为是逃难至王繼内的“周地”。

  以上追溯了王子朝之乱的经过,确认了周王(悼王、敬王)及王子朝的所在。其中的地名不可能都确定下来,但大致可以考虑作集中在自洛阳至巩县的极其有限的地域内。将这作为王室一分为二的十几年内乱的舞台,不禁让人觉着太过狭窄。另外,在这次王子朝之乱的过程中,敬王迁居至王室卿士的刘子领地,其行动与王子颓之乱、王子带之乱时,周王所赴相当于郷士地位的郑或虢的领地的行动完全一致。但是,王子朝之乱时的周王的活动圏与前二次内乱相比变狭窄了,这无疑显示了周王的活动范围,即周王政治能力实际上可得发挥其机能的王畿缩』、了。从前两次内乱时进入周王活动范围的郑、虢来看,虢于前636(僖公二十四)年被晋所灭,郑则逐渐放弃其作为卿士的立场而成为外服诸侯气周王活动范围即王畿的范围在缩小,这一状况自春秋至战国都在持续。《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的“周比亡之时,凡七县,河南、洛阳、穀城、平阴、偃师、巩、绿氏”之句,可以看作是其最终情形。

  三、周王畿的经营

  前636〈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逃难至王室领地的坎焰及郑的氾地一事已在第一节叙述,对此叛乱一方的王子带,正如《左传》傳公二四年所载:“大叔以隗氏居子温。”与狭之女襄王的妃隗氏定居于温。通过王子朝之乱时王子朝和周王(悼王、敬王)地位的变化,可以确定王室发生内乱时,内乱发起方与被发起方有着同等的权利或者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内乱的两当亭者的居所都是为“周王”政治能力发挥机能而提供的场所。正如成为裏王居所的郑之泡地整顿其“官、具”,为王子带居所的温也一定具备为“周王”政治能力发择机能作用的设施。

  据《左传》僖公十(前650)年载:“十年春,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苏子奔卫。”王子带之乱前的前650年,占据温的苏子被狄讨伐亡命于卫,那么内乱发生时,温即是在支持王子带的狄的统治下。这也正是王子带之所以定居此地的第一个理由。另一方面,在狄统治下的土地中特选温地,是否暗示了温与周王原本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王子带据温,与逃至郑之氾地的襄王相对峙,结果次年被晋文公消灭,这与将居所定在王城的王子颓相比较,则温也同王城一样,具备使周王政治能力发择机能的属性。本节将通过追戳温的历史变迁,来阐明温与王室的关系及温的经营形态,从而通过作为周王政治能力发挥机能作用的场所,来研究王畿统一之一端。

  在王子帯之乱前七八年,即前712年周与郑之间逬行了土地交换。据《左传》隐公十一年:

  王取耶、刘、盆、邪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因、原、册、樊、臟、好、橙、茅、向、監、州、隆、陰、怀。

  郑向周让出哪、刘、隽、導之町,反之周向郑让出点称为“苏忿生之田”的温、原、缔、类、隰、亦茅、向、盟、州、隆、險、怀诸地。这里温被称作“苏忿生之田”,其由来在《左传》成公十一年中有这样的记裁。晋与王室间关子温的属邑爵之“田”的领有发生争执,针对主张其领有权的皆之郤至,代表王室的刘子(刘康公)和单子(单襄公)就温的历史作了如下说明:

  普周克育,使诸侯抚封、苏特生以温为司寇,与檀柏达封于河。苏氏卑狄,又不能于秋而奔卫。泉王勞又公而原之温……若治其故,则王直之邑。

  苏子"奔卫”一事,即前文所引前665。(僖公十)年的事件,这里无须養言。襄王“賜温”

  给晋文公指的是王子带之乱被晋镇压后,如佐传》僖公二十五(前635)年所载:“与之阳攀、温、原、横、茅之田。晋于是始南阳”。以温为首的阳樊、原、横、筹之“田”是作为奖赏而赐给晋的土地。这里应注意的是,温是周初封给司寇苏忿生的土地,王室一方主张其为“王官之邑”。以下将以此主张为线索,来探讨温与王室间的关联以及温的经营形态。

  有关苏忿生的地位是王朝的司寇的传承,不只在成公十一年中有记载,《尚书》立政一文中也可见: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或敬尔由俊,以长为王国。“这是称赞苏忿生能很好运用法的立政文,与《周礼》载掌刑狱是司寇之职掌的文献史料一致。但是正如郭沫若的《周官质疑〉等的研究中已明确的,这些文献史料中规定的官制与金文史料中的官制不尽相同。至少据金文史料来着,司寇的官职不是可以追湖到周初,过去的这一职掌也不一定是高位。《左传》中传周初苏忿生的官职是司寇或《尚书》立政的记述,是否都应看作是后世的附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直接否定苏忿生的实际存在。《左传》中司寇的官职追潮到周初,定公四年中载:“武王之母第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羯季为司空了传卫始封的君康叔即为司寇。从潜嗣士選段(康侯設)“王束伐商邑,祉令康侯僵于卫”来看,康侯与卫始封的君康叔同为一人,这样康叔其人存在一事无须置疑。考虑到司寇一官名至春秋时頻繁出现,可以想见后人对本来没有特别官名传下来的康叔附会上了司寇这一官名。美子证明苏忿生确实存在的史料虽没有发现,但并无史料积极否定其存在,这样可以不妨认为作为苏氏的始祖而确有其人,但司寇的官名是后世附会上的曲。

  之所以主张温是“王官之邑”,是因为此地曾封给苏忿生,与此相同,前635年賜给晋以樊(阳樊)时也使用了类似的说法。以樂賜晋,樂拒绝归属晋,晋受樊攻击。这一事件在几个文献中有记载⑨,《国语?晋语》四中,阳樊人仓菖云:“阳有夏商之翩典,有周全之师旅,葵仲之官守焉。”

  此文主张此地为樊仲,即宣王卿士仲山甫(尹吉甫)官守之地。《国语》注中只有“食釆于欺,而未触及“官守”的内容,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军,昭公二十三年中有相同的“官守”

  用例,“官守”意为臣下或有职务之意。另外,金文史料师晨鼎云:“足师俗爾邑人隹小臣膳夫守口官犬衆郑人膳夫、官守友。”属师晨管辖的诸官中,有“郑人膳夫、官守友”。这里所说的“官守友”可认为是同僚诸官,前面《左传》中的“官守”,则是本来的官名之意。“郑人膳夫、官守友”即管辖郑人的膳夫及其同僚诸官,郑有被称作郑还的周王直辖领地,郑人即郑还民人的称谓。另外,郑还配有管理经营此地的林、虞、牧等诸官及师氏等军旅,作为王朝的政治、军事及经济的据点而发挥其机能。《晋语》四中传樊仲“官守”的樊地有“周室之师旅”,这暗示了葵地的经营形态与郑地相类似。所谓“樊仲之官守”可以理解作樊仲作为王官被命管理樊地C樊地的经营形态若可按以上考虑,那么主张“王官之邑”的温也可能会有同样的经营形态。

  涉及西周后期被命通省苏的史颂設(鼎)铭云:“王在宗周。命史颂省苏。法友里君百姓帅難被于成周。”省苏之际,苏的法友、里君、百姓会盟于成周。这里的法友,与上文的官守友相同,是管理苏地诸官的称谓,里君?百姓是指里共同体的统治者及其构成人员。苏通过这些权力人物或政治负责人而得以统治管理,包括苏的领域,曾被称作“王官之邑”的温的经营形态与称作“樊仲之官守”的樊相类似。苏忿生为司寇的传承可疑,以温为首的诸地被追溯到周初的称呼“苏忿生之田”,这本身就表明了原本这些地不属苏氏,苏忿生只是作为王官来管理此地。

  作为王官委以一地的管理权,其地位随着世袭与封土的区别逐渐消失的这一倾向,伊藤道治已有论述。确实,前664(庄公三十)年樊皮在樊叛乱,然而樊氏在此地依旧保持了其势力。

  再看关于温的情况,正如第一节所述,前675(庄公十九)年发生叛乱的王子颓逃至此地,苏氏对其进行了支援。王子颓叛乱被镇压后,苏氏欲靠狄的势力来维持自己的势力,前650(僖公十)年败于狄,亡命至卫,随后前636(僖公二十四)年,正如本节开头所引,得到狄支援王子带定居此地,形成了与裏王对峙的局而。这一连串的事件表明,直至春秋时期,苏氏在温依旧保持着其势力,即使在《春秋经》僖公十二年的“温子”语中也可看到这一点。但是苏(温)氏尽管在温保持着其势力,但这并不直接意味着温完全是苏(温)氏的领地。前720(隐公玉)年,关系悪化的周与郑之间发生了“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的事件。郑此举目的在于对王室进行经济上的打击,故可以认为不只是“成周之禾”,连“温之麦”也属子王室所属。如果温是苏(温)氏的所属领地,那么郑取“温之麦”的举动就变成对苏(温)氏的攻击,就不能算是对王室的报复。由此不得不认为,温不仅存在苏(温)氏的支配权,同样也存在王室的支配权。

  关于前712(隐公十一)年自同分让给郑的温之“苏忿生之田”,杨伯峻认为这不是指全体温色,而是存在于温的“王田”,温邑被分割成好几个部分虬正如杨氏所述,与邑不同的经过人为划分的“田”这一用例在金文史料中也存在,这是事实,在金文史料中也能发现一个邑被划分作几个领域来统治。笔者也与杨氏相同,认为附属于邑的土地中,有曾被苏忿生管理之地,此地特称“苏忿生之田”。杨氏只称此为“王田”,不过是指出了此地性质的一面。如前所述,当时温处于苏(温)氏的势力之内,樊处于樊氏的势力之中,被移让给郑的土地敢追溯到周初的称呼“苏忿生之田”,是由于周王主张这些土地是受王官管理,意味着自己在苏(温)氏或樊氏之上行使权利。如果可以这样考虑,那么温的“苏忿生之田”即是“王田”,同时也是苏(混)氏的“封土”,樊的“苏忽生之田”也同样是“王田”,也是樊氏的“封土”。此地被移让给郑以后,苏(温)氏在温于前675年支持王子颓反叛王室,樊皮在樂于前664年发生叛乱,这两起賑乱是対于自身的现实支配权受到侵犯的抵抗。

  于温的“苏忿生之田”中看到的周王和苏(温)氏的二重支配根这一现象,恐怕可以扩展到全体温邑。在围绕温的属邑佛之“田”发生争执时,将温称作“王官之邑”,即是主张王室的支配权波及到温邑直至其属邑。这样,王子带叛乱时定居温一事,即可理解作是对王室一方主张的豊踏。温在王子带叛乱被镇压后作为报偿賜给晋,晋于前626(文公元)年于温朝见周王一室,可显示王室和温的这种关系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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