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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为什么要创建八旗?八旗哪个旗地位最高

发布时间:2020-08-08 23:45:46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即汗位的前夕,将所属女真人皆编入八旗(gu sa),从而正式确立了八旗制度。满语称之为固山牛录(gu sa ni m)。旗是满语固山的汉译,八固山译为八旗。固山牛录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是在女真氏族制度穆昆塔坦组织的膨胀及其职能的衰退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确立的。

  女真人的社会组织,通常以两种方式划分∶一种按血缘组织层层划分为哈拉(hala))、穆昆(mu kin);另一种按基层地域组织即噶栅(gusxn)来划分。实际生活中,这两种方式相互交错在一起明代女真距离其原始的氏族形态已相去甚远。其原始的氏族形态,由于史料不足,尚无法考察 只知道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称为同一哈拉,哈拉汉译为姓。哈拉分裂为若干个子哈拉,分居在不同的地方称之为穆昆,由某个哈拉迁徙到某地的穆昆称穆昆哈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的"氏族"即为穆昆哈拉。满族人称自已的姓氏曰穆昆哈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乾隆九年(1744年)的御制序云∶"哈拉得之于生。穆昆是来自所居的地方".十分准确地表达了穆昆与哈拉的关系。我们知道,族外婚是氏族分裂的重要原因。氏族繁衍到一定程度,必须分裂迁徙、与不同姓氏的氏族交往,才能满足氏族成员的婚姻要求。《满洲实录》记载的清开国传说中的始祖布库里雍顺,入主三姓(ilun halt)部时,,娶百里女为妻子,即是最好的说明。元末明初的动乱、邻族的袭扰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又促进了女真氏族的大迁徙。大约从努尔哈赤建国上溯六世到八世,女真社会经历了一次大动荡。这次大动荡,除居住在黑龙江江北和绥芬河上游、乌苏里江上游的"野人"女真,有的地方尚保持着哈拉外,其他女真人皆由于迁徙而完成了由哈拉向穆昆的过渡。如曾为建州左右卫主体氏族之一的觉罗哈拉分为八个穆昆。关于觉罗哈拉的分衍过程,《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述得较为翔实∶觉罗为满洲著姓,内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等氏。其氏族蕃衍,各散处于穆溪、叶赫、嘉木湖、兴堪、萨尔浒、呼讷赫、雅尔湖、乌喇、瓦尔喀、松花江、阿库里、佛阿喇、哈达、汪等地方。I《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虽成书于雍正年间,但因为是稽考满洲源流之作,所以对女真人由哈拉向穆昆过渡的过程辨析十分清晰,合乎"因生赐姓,胙土命氏"的规律。

  明初,在女真地区设置的羁縻卫所,"俾仍旧俗,各统其部"。部就是"按原籍地名分类编辑"的穆昆,卫所基本上是以穆昆为单位设置的。胡里改部为一个穆昆,明设建州卫,阿哈出为穆昆达,执掌卫事。斡朵里部为一个穆昆,猛哥帖木儿为穆昆达。宣德八年(1433年),猛哥帖木儿及长子权豆被七姓兀狄哈人所害、斡朵里穆昆惨遭损失,由其弟凡察掌穆昆事。猛哥帖木儿次子董山逃回后,其穆昆成员拥立他继其父为穆昆达,执掌建州左卫。凡察为另一个穆昆达,执掌建州右卫。穆昆是明代女真社会内部氏族组织的基本形态。由于处于明朝统治之下,其外在的形式是明的羁縻卫所,氏族的穆昆达又是明卫所的职官。

  进一步考察穆昆的内部状况就会发现,每一个穆昆内,存在着若干有血缘关系的包(bo0)。"b",,在满语中本义是住在一间房屋的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是一个以一夫妻制为基础的户。可见,女真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b).亦即户。现试将斡朵里部凡察一姓各家所属村落列表如下:

努尔哈赤为什么要创建八旗?八旗哪个旗地位最高

  由上表可知,童南罗和童所加茂是亲兄弟,分居在吾弄草和会宁西指十三里江内两个不同的村落。童三波老是他们的从兄弟,又分居在吾音会村落。吾沙可和毛多吾是叔侄,分居在下甫乙下和下多家舍。毛多吾和童南罗等是同一祖父的孙子,吾沙可和童南罗等也是叔侄关系。由此可知,原来包奇一家仅仅三代,便已经分居在5个村落了,可见建州女真人是分家另过的。

  那么,明代女真人的家是怎样的呢?成化十一年(1475 年),据被建州女真人劫去,后逃到朝鲜的汉人阿家化说∶"俺年十四岁时,为建州贼松古老等所抢,随住其家。松古老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唐女二人。"正德十三年(1518年),建州酋长金主成可的女婿童尚时向朝鲜平安道节度使李长生叙其家庭情况时说∶"主成可率二子同居,,长子、次子及我则各居。" 松古老这位能聚众一千几百骑的女真酋长,家里仅5口人。而另一女真首领仅与二子同居,至多是4口之家。可见明代女真人的家是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这种家(bo)分布在村落或村屯、村寨(g s&n)里。女真人的村屯或村寨,至少在金代就已存在。《金史语解》载∶幼由部的劾山为噶珊,被称做乡。在明初的《华夷译语》中称村为哈厦(ha sa)。《清文汇书》中ga san称村。《增订清文鉴》云∶沿着各城郭(hecen hoton)的外侧的党或里(falga,法拉嘎)的街道住的家(bo)称 ga sAn。康熙朝《御制清文鉴》卷一二"嘎珊"条曰∶"ya ya hoton hecenitu lergi fai gat e henge bega sàn sembi"。汉语为城堡外围若干法拉嘎(falga)构成的住所称嘎珊。法拉嘎,据《清文总汇》载∶"宗族之族与穆昆法拉嘎(mukünfalga)同。"羽田亨《满和辞典》"falga"条收集了"flga"的各种涵义∶"1.一族、同族(10.人伦二∶族);2.部落,一街上仁办3家)集团(19.城郭∶党);3.书记办事务左执么所、役场(20.部院一∶甲);4.Ninifalga同C,村O集会所(汇∶本佐领人众聚会议话的去处,即Ninifalga也)"。上述引文括号前为日文解释,括号内为清代满语辞书解释。由此解释不难看出,法拉嘎的涵义在不断演变,即由血缘组织的"族"(mu kun)的同义语变为地缘组织的"党"、"甲",以至佐领的议事场所。由此可知,法拉嘎为穆昆的同义语,嘎珊是由原属一个穆昆或不同宗族的法拉嘎所组成的地缘组织。

  明代女真的村屯称 ga sm。有关明代女真村屯组织的史料,迄今为止最基本的史料是《李朝实录》中转引的《鲁山君日记》卷一"鲁山君三年(1455年)三月己巳"条所收的李氏朝鲜咸吉道体察使李思哲对居住在图们江两岸的建州女真的调查报告。我们根据李思哲的报告,介绍一下图们江女真人的村屯组织。

  (一)会宁附近有21个村屯。7个斡朵里村屯,13个兀良哈村屯,1个所属部落不清楚。从血缘关系看,每个村屯均为多姓,没有一个村屯是血缘的同姓。如会宁附近的吾弄草村屯李贵也管下的斡朵里部,"四十余家,内壮丁八十余名"。有13个姓氏,其中童姓5家、李姓2家、浪姓3家。检考其世系,也并非同一血缘。就连凡察家族父子兄弟,竟也分居在5个村屯。

  (二)钟城附近有7个村屯,皆属兀良哈。血缘村屯只有1 个,未载其家数,只记"右入族类三十余名",其余的均是多姓。

  (三)稳城镇附近有5个村屯,4个兀良哈村屯,1个女真村屯。没有血缘村屯,皆为多姓。

  (四)庆源镇附近有8个村屯,3个兀良哈村屯,4个女真村屯,都是多姓。

  (五)庆兴镇附近有8个村屯,5个骨看村屯,3个女真村屯。除骨看兀狄哈两个血缘村屯外,其余皆为多姓。

  图们江流域的女真分布是这样,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女真也莫不如此。成化十一年(1475年),朝鲜碧潼郡中寺住僧被建州女真首领李甫儿加大(李满柱之子)掳掠,途经婆猪江(今浑江),"历野人所居之屯五∶初屯十余家,第二屯又十余家,第三屯二十余家,第四屯又二十余家,第五屯六七家也"。嘉靖七年(1528 年)朝鲜边将叙述鸭绿江下游女真人的分布情况∶"边方之人如出一1I而言之云,且彼人所居,非如大都,而无城郭,或二十余家,或十余家,作屯聚居"2村屯或村落,满语称嘎珊(ga stn),是建州女真人社会的组织 从上面所述的女真村屯的情况,我们可以获得下述认识∶建州女真的村屯是以地缘性为主的组织,基本上一个部落(aimnn)的人居住在一个村屯。李思哲报告中的50个左右女真部落,有45个部落各自居住在一个村屯,说明女真的部落仍有一定的凝聚 但更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同一部落的人已经分居在许多村屯 如斡朵里部人分居在会宁镇附近7个村屯,兀良哈部人分居在28个村屯,表明女真人的部落已被村屯所切割,每个村屯由嘎珊达(村、屯长)来管理。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缘组织,"亲属性质的联系愈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但是,"其成员间原先的亲属关系的痕迹还往往是很显著的"。在 gusanda(嘎珊达,即村长)外还有 halada(姓长、族长),管理婚姻和祭祀,表明地缘性居主要地位,血缘性的组织还跨村屯保留。

  再举两条稍晚的材料来进一步说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栋鄂部部长克辙巴颜引兵攻宁古塔部所属东南二处地方,宁古塔贝勒相与谋曰∶"我等皆同祖所生,分居十二处(ga sdn),势涣散,难相声援,当聚族(mu kum)而居。"即定议。索长阿子吴泰乂反对其议1∶"一处(gu sdiun)何可居也,将不为孳息畜产地乎?今不必聚居,借兵于哈达万汗"上文所说宁古塔贝勒为德世库、刘阐、索长阿、觉昌安、包朗阿、宝实,由兴祖都督福满所生六主与其子分处12个村屯,这些村屯以赫图阿拉为中心,"近者五i里,远者二十里,环卫而居"。由此可知,宁古塔部(caimxm)至少分居于10个村屯。这种村屯是以地缘为主,带有血缘性的组织,而这种血缘性的组织长期地保留着。

  建州女真的村屯一般由10户至40余户人家组成。据李思哲的报告,会宁镇吾弄草屯居住斡朵里人40余家,壮丁80余名。会宁镇以西135里远的无乙屯居住兀良哈人20余家,壮丁40余人。会宁镇以西90里斜地屯住兀良哈人15家,壮丁30 名。不足10家的村屯有10个,11家到20家的村屯4个,21家至30家的村屯4个,31家至50家的村屯3个。钟城镇附近的7 个村屯、10家以下的村屯有3个,11家到20家的村屯有2个,20 家以上的2个。鸭绿江一带女真人的村屯也大致相同,每村屯"或二十余家,或三十余家,作屯聚居"。

  建立在女真人基层单位家基础上的村屯由族长(mukunda)和村屯长(gasdnda)来管理。凌纯声在所著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赫哲人的社会组织。据他所述,氏族是赫哲社会的基本组织,当时氏族有两个名称,一是哈拉(hala,姓),一是穆昆(族),哈拉为其原来的母氏族,"穆昆"为哈拉中迁徙他处的子氏族。女真人的姓氏和氏族是一个词,也称"穆昆哈拉"。同一哈拉或同一穆昆的人必须遵守同一族规,不许通婚,实行严格的族外婚。每一族由族人公举族长(穆昆达)一人,一般由德高望重、有财力者担任。族长管理全族的"司法行政"。如有离婚事宜,当事者报告族长,由族长裁决。如发现族长有不法行为,由全氏族另选举他人。若干个氏族聚居的地方为屯,赫哲语称电长嘎珊达(gasinda),由各氏族长选举,管理一屯的事务。凌纯声所载赫哲人的情况,对我们认识明代女真人的社会组织很有裨益建州女真人的生产活动是以村屯或以族为单位进行的。正统十二年(1447年),据朝鲜平安道都节制使朴以宁的报告∶建州女真人"其渔猎之时,则自三月至于五月,又自七月至于十月,人数多不过三十,少不下十余。……或曰野人渔猎者,率以二十余人为群,皆于郁密处结幕。每一幕三四人共处,昼则游猎,夜则困睡,积柴燃火"。这条材料反映了女真人的生产情况。即女真人以村屯、宗族为单位,各家出男丁,结成十几人至三十几人不等,分为若干幕,每幕几人"于郁密处"从事狩猎活动。幕是居留的小屋,或口窝铺,满语称塔坦(dadon),住在同一塔坦从事狩猎的人,由同族或同村屯组成。由此可见"塔坦"是一种生产组织。这种生产组织在狩猎时有一定的分工。所谓"胡人之风分山守之,利其山之产焉。若弃旧守之山,则无可依居处"。发生战争时可集结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共同行动。村屯的村长与族长,即朝鲜官员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中所说的各部落的酋长。关于其职掌,该书有如下记载∶"各部落酋长,聚居于城中,动兵时,则传箭于诸酋,各领其兵,军器、军粮使之自备","粮饷,奴酋等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因置其部,而临时取用""这里所说的各部落应是各村落、村屯,那么所说的"酋长"就应是各村屯的 gusanda(村长),平时管理耕种之事,战时各率其村屯之兵,自备兵器、军粮参战。

  固山牛录制度,就是在女真氏族制度穆昆塔坦组织的膨胀及其职能的衰退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确立的。

  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对女真各部进行统一战争起,女真社会的氏族制度受到剧烈的冲击,一方面是努尔哈赤的穆昆组织迅速膨胀,其他各部的穆昆组织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努尔哈赤的穆昆由于迅速膨胀而不得不分裂为若干个穆昆,并且在膨胀和分裂的过程中蜕变,逐渐地丧失了穆昆组织的主要职能。固山牛录组织便突破了穆昆组织对它的局限,最后取代了穆昆组织的主要职能,成为女真人的社会组织。

  穆昆制度蜕变的直接因素是女真各部间的掠夺、征服和兼并战争。按照女真人的习俗,凡是征服战争中的投降者及归附者,,都要收养于自己的穆昆之中。因为氏族的全部力量、全部生活能力决定于它的成员的数目。努尔哈赤自起兵之日起,就将投降者和归附者加以"编户"、"恩养"。

  穆昆制度蜕变的深层次因素,则是经济因素的杠杆作用,要求用征服和兼并战争来打破血缘关系的氏族制度的封闭。用代女真各部之间激烈而又频繁的战争,还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那就是对明廷的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有明一代的女真各部头人,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领,又是明廷设置的羁縻卫所的职官,基于这双重身分,又成为凭借明廷颁发的敕书获得从事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特权的"市夷",占有敕书越多,"擅参貂之利"就越大,其氏族部落就越富强。因之,抢夺敕书的战争,从嘉靖中期开始越演越烈。努尔哈赤征服、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之日,就是他占有建州女真全部敕书(500道)之时。

  关于明代女真人的穆昆组织蜕变的详尽过程,由于史料所限,已经难以追寻其踪迹。但是,由于满文档案中幸而保存有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穆昆塔坦组织的记载,因此根据这份比较完整的材料,再参考其他文献中的零星材料,就可能勾画出努尔哈赤时穆昆组织膨胀和分裂的大概过程及其主要职能衰退的具体表现。

努尔哈赤为什么要创建八旗?八旗哪个旗地位最高

  如前所述,在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时,宁古塔是一个穆昆。努尔哈赤从其父亲塔克世家族中分离出来独掌门户,到他起兵时,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家庭已壮大成为一个穆昆。这个穆昆在兼并建州各部的战争中招附日众,其穆昆迅速扩大,收养在其穆昆内的投降者和归附者便成为异姓成员,被编入穆昆内的基层单位塔坦中,在努尔哈赤及其近亲家族(弟、子、侄)的统率下从事狩猎和战争。当然,这些被编人努尔哈赤穆昆内的成员仍有其自己的姓氏(穆昆哈拉),其原血缘关系的穆昆,对其祭祀和婚配仍有氏族的约束力。但是最主要的社会经济活动(狩猎和战争)则要在努尔哈赤的穆昆组织内进行。这样,在建州女真人的氏族组织中,就形成了一个显贵的统治其他一切穆昆的穆昆,可以称之为领主穆昆,亦即努尔哈赤的穆昆,它以"收养"的形式统治其他各穆昆的成员。统治的穆昆执行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职能,而被统治的穆昆主要是执行祭祀和婚配的职能。

  大约在统一建州女真之后,努尔哈赤的大穆昆由于过分膨胀,不得不分为两个穆昆。关于这次穆昆的分裂,《满文老档》记载∶"聪睿恭敬汗之弟舒尔哈齐贝勒系唯一同母弟,故凡国人(gurun)、贤良僚友(gucu)、敕书、奴仆(aha)以及诸物,皆同享之。" 朝鲜《李朝实录》和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将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记作二部,以及明朝文献称之为"奴速二酋",都是记述分成两个穆昆后的情况。两个居于统治地位的穆昆,分别以努尔哈赤和其弟舒尔哈齐为首领,从文献上可以知道延续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这一年的十二月,努尔哈赤持建州500道敕书中的357道,舒尔哈齐持140道,赴京师入贡。哈达和辉发灭亡之后,两个居于统治地位的穆昆,又由于过多的"收养"而迅速膨胀,不得不再一次分裂为三个穆昆。这一次的改编穆昆和前次不同,有一点显著的变化,就是拆散被征服的女真人的血缘和原住地的联系,分别编入不同的穆昆中。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成为新编穆昆的首领。与此同时,三个穆昆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舒尔哈齐因与乌拉部联姻,结成萨敦哈拉,想要离开努尔哈赤,被努尔哈赤强行制止,曾暂时收回分给的国人、僚友、敕书和奴隶(同年又发还)。舒尔哈齐的地位降低,和努尔哈赤次子代善共同成为第三穆昆的首领。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族籍表,记载了这三个穆昆的情况。这时的穆昆,其社会组织仍然是两级,基层组织是塔坦,第一穆昆由12个塔坦组成,第二穆昆由13个塔坦组成,第三穆昆也由12个塔坦组成,塔坦既是社会生产组织,又是财富分配的单位。就是说,在穆昆塔坦制度内发展着的固山牛录组织,还没有取代女真人原来的社会制度穆昆塔坦组织。

  同时,我们可以从族籍表所记载的穆昆组织状况中判断出,这种穆昆塔坦组织已经形成许多自我否定的因素。维护制度的主要职能已经衰退和变化,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变化之一是,女真人的数以百计的穆昆,其成员都被编入努尔哈赤的血缘家族成员居于统治地位的三个穆昆之中。显贵的努尔哈赤家族已经在事实上高居于所有女真人的穆昆之上。所有穆昆的主要经济职能,都不能再以其本穆昆的组织来进行,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女真人的氏族制度。

  变化之二是,不仅有原来同一部落、同一穆昆的成员,而且将归附者、降服者都收养在这三个穆昆中,使这三个大穆昆不再是血缘的氏族组织。氏族组织本来是血缘纽带结成的社会集团。而今,全部女真人(不含乌拉和叶赫两部)编成三大穆昆,每一穆昆中都包含许多不同的姓氏,只保存穆昆的外壳,丧失了同一血缘的纽带。

  变化之三是,财产分配的不平等。敕书是女真各级首领们的重要财产,族籍表中记载了哈达部原有的363道敕书的分配,约为三个等次,第一个等次∶努尔哈赤41道,其子褚英和代善各40道,舒尔哈齐和其子共 35道,哈达部原首领武尔古代30道。第二个等次∶后来成为努尔哈赤的五大臣的额亦都、何和里、费英东、扈尔汉、安费扬古各8道到5道不等。另外,乌拉部的先祖、塔山前卫首领速黑特的后裔雅虎和茂巴里共有9道,哈达部王台的后裔苏巴海有5道。234道近三分之二的敕书集中在努尔哈赤及其家族和纳喇氏(哈达和乌拉部皆为纳喇氏)的手中。其余的129道敕书,分给其他众多的有身分地位的人,每人一、二道,还有二三人共有一道的。这是极为悬殊的差额分配,它必然导致氏族制度的瓦解。

  氏族组织是以血缘为纽带,其成员共同劳动从事生产、平等分配的组织。而这些基本属性在努尔哈赤统辖的三大穆昆中皆消失殆尽。此后,在满、汉文的文献上则已看不到关于穆昆组织及其社会职能的记述。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舒尔哈齐被幽禁而死,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褚英被囚,表明努尔哈赤吞并了这两个人的部众我们从后来的满族人的祭祀和婚配可以知道,满族还是和与其原来的姓氏相异的姓氏婚配,以其原来的穆昆的始祖为其祭祀的始祖,而不以曾编入的这三个穆昆作为婚配和祭祀的氏族制度原则。这就说明了努尔哈赤起兵以来27年间人为强行编制的穆昆,并不是根植于满族人社会生活中的氏族组织。当固山牛录制度在其内部发生变化,突破其限制而取代之时,女真人(满族))的社会制度便由穆昆塔坦制度进化为固山牛录制度了清代的八旗组织是在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万历十九年(1591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诸部。伴随统一战争的进行,归服人口1日众,先前那种带有血缘关系的军事与生产组织,已不适应统一战争的需要,遂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组建八旗,以300个男丁为一牛录。《满洲实录》卷三记载∶"是年,满洲国太祖淑勒贝勒,始以三百男为一牛录(niru),每牛录下设牛录额真(eien)。先前行师打猎时,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mukin)寨(gasàn)而行。"先前以一族一村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至此被吸收入以300个男丁为一牛录的社会组织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最后确立了八旗牛录制度。对这一重大事件,《满文老档》记载如下∶聪睿恭敬汗将收集众多之国人,尽行清点,均匀排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niru),牛录设额真(eien)一人,牛录额真下设代子(daise)二人、章京(jangin)四人。村拨什库(grtsinhosoki)四人。将三百男丁以四章京之分编塔坦(tun).无论作何事,往何地,四塔坦的人按班轮值,其同工、同差、同行走。根据上段材料可知,牛录本来是女真社会中的狩猎组织,这种狩猎组织以族、寨为基础。努尔哈赤为了统一战争的需要,把归附日众的国人平均划一,以300个男丁编为一牛录,置牛录额真,其下置代子(骁骑校)2人。每牛录300个男丁分成4个塔坦。塔坦是女真人穆昆内部的固有组织,最初是随着季节的变化,采集、狩猎经济活动的不同,以3—4人为一伙组织起来,后来便固定化成为穆昆内部的基层组织。其后,由于狩猎规模的不断扩大,就在塔坦之上设一人指挥几个塔坦的成员统一行动,凡是采集、渔狩,特别是狩猎和战争,都由这个人担任指挥,指定方位,分工协作,几个塔坦统一行动的组织即是牛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又载∶"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据此记载可知,牛录额真的委派和牛录的设置仅仅是临时性的,只限于"出猎开围",所辖少则9—10人,多不过20—30 人。对其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是大箭的意思,额真是主人、头人的意思,清入关后,称为佐领。

  努尔哈赤时期编设的牛录,在《八旗通志》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概称之为"国初"的牛录,到努尔哈赤即位时,大体以300个男」为准。也有原来的村屯被编成一个牛录的。如苏完地方三潭"领三百户来投,编牛录,令其子布赖统之"。长白山地方辉和氏叶克书"国初,率尼马察村三百余人来归,编佐领统之"。还有原来的村屯被分为几个牛录的,如尼马察地方的西林觉罗氏雅尔纳,"国初、同亲伯之子阿格巴颜,率领部属来归,编佐领"安褚拉库地方的他塔喇氏罗屯,"国初,率八百户来归……编二佐领"。与此同时,原来的几个村屯被编成一个牛录的也很多,如宁古塔地方的宁古塔氏瑚克特克在国初率9村50 户来归,被编成半个牛录.穆溪地方的伊尔根觉罗氏阿尔塔什于"国初,率七村户口来归,太祖高皇帝以宗室之女妻之,设佐领,令其长子阿山统焉"。此外,国初努尔哈赤将战争俘获的人口赐给有功之臣管辖,也属此种情况。如《碑传集·弘毅公额亦都家传》记载∶"诏以公所俘获者,益以赏给户口,为三佐领,隶公家、俾无预上役,为公私属,供田虞,并采人参,备药物以奉公。"努尔哈赤因额亦都征战有功,将其俘获的人口赏给他,编成三佐领,作为私属,为其从事农耕、狩猎等劳动。像这样被俘获人口编入牛录的事例很多。又如长白山地方富察氏苏尔东阿"国初来归,令其镇守辉发。时有七村人,据佛多扣城以叛,苏尔东阿率兵往围,三月下之,招降四十户,以招降户口,编佐领,使统焉"4。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俘获者"或"投降者",与上文所载的从某部"来归者"身分是不同的。"来归者"编人牛录成为旗丁,"俘获者"、"投降者"编入牛录成为奴仆,在主人的田庄(tokso)从事耕种。这种情况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降后金的朝鲜官员李民宾亲眼所见∶"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买卖)、农庄(将相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军卒则但砺刀剑,无事农亩者。"上述牛录,是以原来的村屯为基础,以300个男丁为基准数,重新编成的。这种村屯中的血缘关系愈来愈让位于地缘关系。先前管理各部的 aimanda(部长)和村屯的 gasànda(村屯长)、mukinda(族长)被编入八旗牛录组织中,成为牛录额真下的j(unggin(章京)和gastnbosbkü(村领催),也称为"守堡"。如《满文老档》大命六年(1621年)三月条载∶"给管牛录的千总银各十两,布各十匹,缎子各一匹,给村领催的守堡布各四匹。"天聪八年(1634年)四月官名改革,牛录额真改牛录章京,章京改小拨什库(也称拨什库)。村领催称屯拨什库。不过有的地方亦称拨什库为千总。据《柳边纪略》载∶"每站笔帖式一(俗呼邦识),,拨什库一(俗呼千总)"。

  随着征服战争的不断扩大,牛录编设的增多,为适应多兵力大规模作战、统一指挥的需要,努尔哈赤将若干个牛录组成一个军事单位,设一首领统率,以旗为标志,组织行军或战斗。这样,便在牛录之上组建了固山(旗)。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迎战叶赫部组织的九部联军,"令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此时,已经有不止一个固山了。固山是女真人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开始,努尔哈赤一个人指挥各牛录兵作战,没有固山组织,战争中有包抄的需要,分成两路,各以不同的旗导引,逐渐固定化,形成二固山。随着牛录的再增加,战争要求四面包围,又分为四固山。清代文献有的记载编设四旗是在灭亡哈达之后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以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为标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整编女真氏族社会军事组织,最后确立了固山牛录制度,即八旗牛录制度。

  八旗牛录制度取代穆昆塔坦制度的过程中,女真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汗与伊尔根、贝勒与诸申、额真与阿哈的阶级对立关系,这种阶级结构的出现,带来了财产分配和私有化诸方面的变化,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八旗牛录制度下的女真社会,已形成与穆昆塔坦制度根本不同的阶级社会八旗牛录制度下女真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决定女真社会性质的,是贝勒与诸申的关系。

  贝勒(beile),女真社会中原来的各部之主皆称贝勒。如叶赫、乌拉、辉发、哈达等部,其首领皆称贝勒。努尔哈赤称淑勒贝勒(sure beile),汉译为聪明的贝勒。其祖父觉昌安六兄弟称宁古塔贝勒,其弟舒尔哈齐、穆尔哈齐皆称贝勒。贝勒分为主旗贝勒和不主旗贝勒。主旗贝勒,满语称为和硕(hoso)贝勒,和硕为四方四角之意。和硕贝勒(hosoibeile)意为一方之主,就是专主一旗之主。在努尔哈赤时期,主旗的和硕贝勒如下表∶

努尔哈赤为什么要创建八旗?八旗哪个旗地位最高

  努尔哈赤是八旗之总主(汗),又是两黄旗的和硕贝勒。和硕贝勒和本旗不主旗的其他贝勒同是本旗属下各牛录之主,和硕贝勒又是本旗不主旗贝勒之主。和硕贝勒和不主旗的贝勒都是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的兄弟子侄。他们的子孙还有更多地位低下一点的.仿照蒙占的称呼,称之为台吉,后来称之为阿哥(age,皇子)这一部分人是整个女真社会的专主者和占有者。八旗之间没有统属关系,是平等独立的关系。

努尔哈赤为什么要创建八旗?八旗哪个旗地位最高

  努尔哈赤家族之外,,诸元勋等家族是社会中的贵族阶层,主要是女真氏族,也包含蒙占贵族及投降的汉官。其中最显赫的是满洲俗称的八大家,据《啸亭杂录》记载为∶费英东所出的瓜尔佳氏、额亦都所出的钮祜禄氏、杨古利所出的董鄂氏、阿兰泰所出的辉发氏、布占泰与孟格布禄所出的乌喇氏、图鲁什即硕翁科罗所出的伊尔根觉罗氏和图海所出的马佳氏。这些家族皆占有大量的诸申户。

  诸申(jusen),在满语中和女真是一个词,为女真社会氏族成员的称呼。原在穆昆塔坦中从事采集、渔捞和狩猎,受氏族首领指挥和统辖。在努尔哈赤编设固山牛录组织的过程中,各女真户皆隶属牛录额真管辖,其身分便从氏族的成员沦为固山贝勒的部下和隶民,这种普遍地身分变成隶民的女真人,汉译写作诸申。朝鲜人申忠一在万历三十三年(1595年)冬访问努尔哈赤所居的汗城佛阿拉,其属下诸申说∶"前则一任自由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 这句话十分准确地说明了女真氏族成员身分地位的变化。隶属于牛录组织的诸申从过去承担狩猎的牛产义务,变为对八旗贝勒承担兵役、劳役和赋役,受八旗贝勒的统治和剥削。

  诸申男丁最沉重的负担是兵役。诸申要随旗驻防,要被签发去打仗.每次出征要买马备鞍,自备粮食、军械等。这些虽说是诸申的私有财产,但必须在牛录额真的监督下准备好,否则要受到处罚 如果诸申的"军用盔甲、弓箭、枪、长柄大刀、鞍辔等物" 没有准备好,牛录额真就要受到严罚;"倘一应物件修治完好,车马肥壮",牛录额真则升职。

  者中还要承担无休止的劳役。诸申承担的劳役是十分繁重的,如筑城、建边堡、建烽台,运送石木和粮草、挖壕。努尔哈赤儿次迁都,每--次迁都都要大兴土木,诸申都要按男丁人数,分番赴役.

  诸申还要开垦土地屯田。努尔哈赤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按牛录抽丁屯田积粮,代替征粮。"命一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以充公役,垦荒屯田。"在这以前,申忠一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冬来佛阿拉时看到∶"奴酋等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因置其部,而临时取用,不于城中积置。"这种从各部女真家户征收粮赋的办法,"国人苦甚"。改为签发牛录属下男丁,充公差,统一屯垦,置仓储粮,免除或减少征收,是减轻诸申户的负担,保证战争胜利进行的措施。

  屯田以外,诸申还要缴纳各种临时金派的物品。其征赋金役的方式,据《建州闻见录》载∶"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正是由于诸申对贝勒要承担上面所述的这些义务,所以努尔哈赤才说∶"如果没有诸申,贝勒怎能生存呢。"诸申属自由民,有家庭,有牲畜、房屋以及一切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也包括奴隶。

  八旗牛录社会制度中第二种对立关系是额真与阿哈的对立关系额真(eijen)来自蒙古语,是"主人"的意思。女真人家庭的家长为额真,从努尔哈赤、诸贝勒、大臣,直到诸申户,每个家庭都有额真。这个家庭是由与家长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若干自由人和若干非自由人(阿哈)组成的。阿哈((aha)是奴隶。在女真氏族社会,女真家庭(boo)蓄奴的现象十分普遍。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抢掠的汉人和朝鲜人。朝鲜文献记载,自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10年间,被抢掠的汉人奴婢自建州女真逃到朝鲜,经朝鲜送还辽东都司的有566名。据统计,明朝政府向建州女真讨还被掳汉人约1500人,当时建州女真人口估计为2300余户,不到2户就要逃跑一个奴隶,可见女真抢掠汉人和朝鲜人为奴的数量是惊人的。这些被抢掠来的奴隶与主人同室而居、同桌而食,所以称作包衣阿哈(booiaha),为家内奴隶的意思。阿哈主要从事农耕和家内使唤。

  汗和伊尔根的关系,不同于前两者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统治者和其臣民的关系。伊尔根是和汗相对应的民。所谓"天子为汗,汗子为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即为民(伊尔根)"。

  伊尔根不仅包括女真人,还包括蒙古人和汉人。

  如上所述.八旗牛录制度的三种社会关系,为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到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女真社会的基本关系,而贝勒与诸申的关系则是以女真族人为主体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关系。

  八旗制度的创立,源于女真社会的氏族组织,往上追溯,可接续宋代女真人,与创建金国的阿骨打所建猛安谋克组织有内在联系 同为女真人,而宋代女真人即金国女真人为明代女真人的直接先世 从猛安谋克到努尔哈赤所建八旗制,无疑是一个新创造、新发展。它既是社会组织,也是军事制度,"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1。正是这一组织,使满族与其先世金国女真人,也与明代女真人区别开来,构成了有清一代社会组织的一大特色。有关八旗制度,历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存有争议,如八旗制创立的时间,就有1601年、1605年、1612 年、1615年诸说。这里,没有展开论争,只取通常的说法,重在阐明八旗制的由来及其内部关系,至于创立的时间,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八旗制的建立,把原来的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全社会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在军事上也提高了战斗力,产生了巨大的效力。这为后金的建立创造了一个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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